保罗·米勒在1945年曾在中国吃过早饭。27年来他没有受到邀请。这个间断是由于中美关系的中断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美联社董事长、甘内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米勒没有使筷子的本领。 　

　　米勒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是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正随同美国空运司令部作环球旅行。他们从加尔各答去马尼拉的途中在重庆吃的早饭。　 

　　今年7月19日，米勒和夫人路易斯以及一批美联社人员作为新华社的客人再次进入了中国，在三个星期的访问期间，他们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里旅行了将近四千英里。　 

　　米勒乐于谈论他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印象和谈论美国人所访问的一些地方。他说： “我知道，我到处游逛。”　 

　　他说，中国的工业给他留下了印象。　 

　　米勒说： “首先是——人、人、人，而你却很难看到任何人只是站在一旁，人们两腿沾满烂泥在稻田里辛勤劳动，或者栽树，或者耕作，或者盖房子，或者只是背着东西走路。”　 

　　作为一个老记者，他在发自中国的一系列电讯中以及在正由《时代联合报》和甘内特报系的其他报纸刊登的连载文章《访华笔记》中写了他的见闻。　 

　　米勒说： “我们同很多中国人进行了许多次坦率的谈话。这些人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一再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但是他们也对过去二十年中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他还说： “你很少有办法判断，人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说，中国的目的“看来是千方百计地试图改造人”！

　　“就我所知，是要把人改造得把国家和制度置于个人之上；把个人的抱负和动机置于从属地位；为整个制度着想。”

　　举例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写一部伟大历史的地方。但是我非常怀疑，它是否有可能永远使人们保证把党、国家和‘群众’置于自己之上。”

　　米勒说，中国人对每一项决定总是“讨论，讨论，讨论”。 “我说，有时总得有人作出决定啊！”

　　在北京，有一次交通拥挤，一个警察指挥美联社代表团的一辆轿车先走，而叫一辆妨碍交通的卡车让开路。当时，米勒问司机，卡车司机会不会“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传讯”，他通过坐在车里的翻译回答说，警察会同这位卡车司机“进行一次讨论”。　 

　　米勒说： “你在街上走路时总会听到扩音器播送的歌曲或者一篇表达党的某种意见的讲话。”他在北京和南京之间坐了好多个小时的火车，一面听着向人民的耳朵里灌的歌曲、口号和其他“喧嚣声”。　 

　　他说“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你可以按在我们车室内的一个按扭来把它关掉”。

　　米勒说，文化活动总是带着政治倾向。

　　他解释说： “一出戏不会是关于爱情和接吻的，它是关于——譬如说一个邪恶的地主的，他们把他从什么地方正当地赶出来了，这在我们看来是粗野的，但是大厅里周围的人看了挺高兴。”　 

　　美国旅行者参加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今年2月“招待尼克松先生一行的同一个场所”——举行的宴会。　 

　　米勒说： “我对所尝过的每样菜都喜欢。世界上再没有更好的烹调艺术了，对一个人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更好的菜看了，”他说，蒸笋真是美味可口。　 

　　米勒说，在北京期间，米勒夫妇参观了紫禁城， “像这样的东西真是举世无双。”

　　米勒曾要求“看一下，在中国一份报纸是怎样编排出版的”。他的新华社东道主安排他去参观他特别希望看的、也是他听说过的《文汇报》。　 

　　米勒说．这份四版的报纸和它的办公室及印刷厂设在“两座七层大楼里，按照我们的标准，这里各方面都需要改进，然而是够用的。只要你有替换的零件，印刷机是可以永远用下去的”。　 

　　米勒追述道： “当时屋子里没有一份《文汇报》。在我问到关于‘广告’的问题时，有人拿来了一份报纸，主编者是把这份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在我问‘可不可以照一张表明你送给我或者卖给我一份你们的报纸的照片?”的时候，屋子里完全静下来了。他们告诉我们，对不起， 《文汇报》是‘不出口的’，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给我一份。”　 

　　最后达成了妥协。拍了一张表明这位主编拿着一份《文汇报》给米勒看的照片。　

　　米勒在谈论他的中国之行的时候说，这次访问对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使我们在这里的一些问题变得更加清楚了”。　 

　　他说： “客人可以在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的街上安全地步行。他们说，他们在：二十年内消除了吸毒问题——我相信这一点是做到了。他们告诉我们没有吸毒成瘾的人。”

　　“我们不希望受中国共产党人所受的那种控制，但是看来我们必须以比现在更加有效得多的办法去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拿吸毒问题来说。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不能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做到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吸毒问题。”　 

　　米勒—再谈到他在中国遇到的人的友好态度以及他们的“无比的好客态度”。　 

　　显然，没有人称他为美国资本主义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