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闻》９月１日刊登该报记者辻８月３１日发自北京的评论】３０日在北京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就象第一天作了两个经济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是政治色彩极淡的务实性的会议。但对今后的中国来说，这次人代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中国以本届人代会为转机已经着手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全新的国家建设。 

　　一时曾出现过急迹象的现代化路线，也通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得以稳定。 

　　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是根据美好的远景和严峻的现实为正式地认真走向现代化而迈出的第一步。 

　　叶剑英委员长在第一天会议上的讲话，姚依林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王丙乾的报告，这三个发言无论哪一个都找不到毛泽东思想这类说法。这显示出在中国“政治”的退潮。迄今发表的人代会文献，连革命、斗争、敌人这类说法也见不到了，只有“安定、团结”的口号。不仅内政，对外交与国际关系也一样，在国防预算项目中只留有“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这种说法，其他政治措词一概不见了。 

　　当然，就象政协主席邓小平２８日在政协会议开幕式的演说中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并不是变得完全“摆脱政治”了。不过，“政治”的大幅度后退和“经济”绝对地突出，这正是本届人代会和今日中国的特征。 

　　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革命以来的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各种曲折。代替政治主义而登上舞台的是经济主义，作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弯，想要靠经济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四人帮失宠以后，中国苦于修改已成为习惯的“政治挂帅”姿态。 

　　最近，已把经济领先作为自然的事情，克服成为现代化障碍的政治问题是今天的政治课题，“政治”和“经济”已完全颠倒了主客关系。 

　　建国以来，中国在政治与经济、思想与物质，或者“红”与“专”这两极之间，一直在摇摆，甚至已逐步接近了“政治、思想、红”这种危险的地步。 

　　这个钟摆正在改变方向，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摆向“经济、物质、 专”。 

　　现代化政策对中国领导机构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莫如说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文化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挂帅的时弊姑且不谈，对于经济基础软弱的中国来说，今后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班子。因此，在今后的“经济领先”的政策中，能否正确地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平衡，可以说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