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文章】题：“人大”散记作者：傅世汇
九月的北京，一年当中最好的日子，开了一个三十年来最好的会。
时近中秋，天朗气清，午间虽还有些热，早晚却已经凉得使人意爽了。过些日子，就有西山的红叶为这个季节增加妩媚。真是“天凉好个秋”！
会议是一而二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一个是人大会议，一个是政协会议；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主要议程相同。两个会议实际可以当作一个会议看，所差的不过是政协委员对这些重要的议程没有表决权，不必举手、投票而已。
三千多人大代表、两千多政协委员议了整十天的，无非是三大话题：一是人的调整，二是法的确立，三是体制的改革。
新闻似旧闻。赵紫阳以新人主持国务院，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位总理，早在去年就开始有所传闻了，几个月前他由成都进入京都，进入政治局，进入国务院，终于以常务副总理坐正了总理的大位。
事情不新而新。多年来最反对和平过渡的中共，作了一次另有意义的“和平过渡”，把党政分开，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赵紫阳、万里……这个国务院的班子。
九月十日的上午，人们还看到华国锋照例坐在主席台上右边第二排的第一个位子，顺序过去，是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到了下午，这一排却坐上了赵紫阳、万里……了，华、邓、李……改坐到了左边的第二排，党政分开，党政分明。
中共决心结束以党代政的局面。这当然不是结束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的一切，是属于邓小平所强调的四个坚持之一。领是领，代是代，领不同于代。领政使政府机构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使国务院不再是隶属于政治局的一部分，而有了相当事实上的自主权。从中央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也是如此，不必事事由党委来决定，自己可以决定事情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了。就是在企业、学校当中，也正如此，逐渐如此。以党领政，党不会放弃引领，也只是限于引领。
几个月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立，是一个开端，而现在华国锋主党，赵紫阳主政，是一种完成——党政分开的初步完成。这样的结束以党代政，是受到欢迎的，尽管赵紫阳的当选总理，受到了三票之多的反对（还有一票弃权），这只是全票三千两百中的三票之多。
赵紫阳的上台，另有干部年轻化的意义。尽管他比华国锋还大两岁，但样子却显得比华国锋年轻，更主要是他的一班副总理比华国锋时代为年轻，他手下的部长将来要逐渐增加四五十岁的年轻人。此外，也还是有意识地避免权力集中（中共的主席不兼国务院总理），避免终身制（不要毛泽东式的终身主席，也不要周恩来式的终身总理，尽管周是那样的受人爱戴）。
国务院这一人事上的大调整，在中共来说，党政分开是空前的；在人大来说，一届未满就换总理，也是空前的（华国锋当年的接替周恩来只是死亡引起的变动）。事情虽然空前，却处理得很好，处理得很稳，酝酿了几乎成年，没有引起任何的不安惊扰，移交是和平的，局面也是和平稳定的。用中共惯用的话来说，是安定团结。
人们更加注意的，是华国锋在宣布自己辞去总理职的同时，用了他讲话的四分之一的篇幅，承认官僚主义严重，分析官僚根源，提出克服之道，而说得头头是道。
这也是空前的。他不仅承认官僚主义严重，还承认这是制度问题。制度不改，官僚难灭。这承认既坦率，也大胆。大胆之处在于，似乎从来还没有那个共产党领袖，肯承认西方一般人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实际是共产党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造成官僚主义。但是，华国锋这样说了。
这似乎和西方的一些议论相同：共产主义制度是官僚主义的温床。细细分析，却是不同的。西方的论者是说这种制度不好，集权而官僚，要去掉这种制度；华国锋是说这种制度好，只是目前还不够好，不够完善，发挥不出它的优越性，也就带来了官僚主义的副产品，改进它、完善它，就可以逐渐消灭官僚，就可以和资本主义相比而优劣立判。一个是要推翻它，一个是要完善它，彼此的立足点是大异其趣的。大胆之外，华国锋又表现出小心，他多数时候，说的是体制，不是制度。
华国锋还承认，更确切些应该说是指出，大陆上目前衙门之多，官吏之多，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是无双的。这有天然的原因，中国实在太大，就人口说是越来越大了，连带着衙门和官的数目也就不能不相应而大。但也有人为的原因，这就是制度的问题。
制度不仅使官多，也产生官制。权力太集中，精力却有限，做不了那许多，不官僚才怪！这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还是好的，坏的就是滥用权力，以权代法，以言为法。
华国锋提出了要以法治国。人大也通过了一些法，还要制订更多的法，使全国上下，都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几年来所强调的。这三句话和另外两句话是一个明显的对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十年，党不成党，国不成国，法不成法。现在以有法代替无法。
以法治国，以法治代替人治。这是防止官僚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走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当然也是。
谈到批评，在人大和政协的小组讨论中，都有人批评指出在四人帮未经审讯、宣判之前，就公开说这一个她（江青）和三个他（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不会处死。
这是明显的是受了多年来缺少严格的法律观念而养成的习惯所影响。
小组会中，不少代表、委员要求有更多的审讯。
“渤海二号”石油船翻沉的事件，使宋振明下台，也使他十分恶劣的官僚作风被揭开，在小组会中也引起了“刑上大夫”和“刑不上大夫”的不同的议论，有人说“上”了，有人说还没有“上”。
从人到法，到体制，法也是一种体制。穷则变，中共正在对自身，对国家或者说政府，对经济展开了重大的体制改革。重大到带有革命的意义。
中共自己改革自己：恢复书记处；不再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不再那样集权，减少兼职；不再有终身制，连任有限度。
中共改革国家领导体制，或者说政制：党政分开，国务院有独立行事之权；不再那样中央集权，把不少权力下放地方；而且认真实行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
中共改革经济体制：中央不再管得那样死，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企业也有它的自主权，有这样的三句话：“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总而言之，是要把经济搞活，而不是管死；是要按照经济的规律办事，而不是再用政治运动的一套办法来搞经济。
在改革经济体制上，华国锋十分强调地说，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而绝不会停步，更不会倒退。
中共在这上面显然是下了大决心的。不怕人家说是修正主义，也不怕人家说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他们强调，这才是社会主义。赵紫阳说，搞得好，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还赞扬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好过封建主义，连资本主义的民主都不讲，那才是真正的倒退，退回封建主义去了。
谈到民主，这次会议却真是民主处处可见的。参加的人畅所欲言。批评宋振明、质询……而这些小组讨论的发言又一一公开发表在北京的各报上，过去的“密件”被解放了出来，成了今天公之于众的报道。这也有让公众判断，任人民作主的意思吧。
在举世瞩目的北京，不必进行民意调查也可以清楚知道，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建国以来最好最民主的一次会议，不仅好过文革的浩劫时期，也好过文革以前被人艳称的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