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每日新闻》六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文艺重新繁荣》，摘要如下： 

　　在广东一个公社的办公室里，一位农民说：“四人帮压制我们喜欢的地方戏粤剧。打倒了四人帮，地方戏和被四人帮禁止了很长时间的影片重新上演了。现在人民可以创造各种新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了，我们农民说这样做对！”

　　我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短时间访问期间，遇到的中国人多数同这位农民的想法一样。这些日子，人们正在指责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对中国文化生活的思想限制太严、太过分。 

　　现在，那些激进派的政治名声已经扫地，中国人为中国新领导所说的文艺界出现的“百花齐放”时代感到欢欣鼓舞。 

　　文化解放的范围包括了外国文艺作品。当局最近宣布不久将重新出版已被禁十年的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本。塞万提斯和贝多芬的作品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中国文化革命期间曾被激进派斥为具有“资产阶级腐朽性”，现在也可以拿出来了。 

　　同时，激进派施加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最严格的政治性限制和艺术风格的限制已经取消，使用锣鼓铙钹、各种传统的表演形式和用方言说唱的地方戏已经重新上演了。在这些地方戏里，人物的塑造越来越逼真，赋有真正的人的感情——与本记者一九七三年访问中国时看到的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毛主席的小红书在舞台上从这头蹦到那头的板着面孔的年青妇女大不相同。 

　　四人帮当权时不让登台演出的许多艺术家现在又同观众见面了。其中有中国最有名的民歌歌唱家之一才旦卓玛。她是藏族，曾被江青逐回西藏，不让演唱，原因显然在于她拥护被激进派视为死敌的已故总理周恩来。去年激进派被打倒后，她重登舞台，大受观众欢迎。最近她曾在广州演出，剧场挤得满满的，热情的观众三次叫幕，一定要她唱她当年——文化革命之前——的几支成名作。 

　　雕塑家和画家也说，现在他们可以越出激进派限定的题材自由地创作了。广州近郊一家陶瓷厂的一位雕塑家说：“四人帮说塑造鱼鸟虫兽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说，‘动物怎么能具有政治内容？’甚至山水风景也不行。所以，艺术家很苦闷，除了政治性题材外不敢作其他任何设计。”

　　他说，四人帮被打倒以后，非政治性题材重新在应用了。在他背后的玻璃橱里，整齐地摆着许多光泽可爱的鱼、鸟和纤巧的风景作品——激进派的规定已被抛在一边的证明。 

　　但是，“文化解放”是比较而言，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已经不要政治内容。例如在最近广州的一次音乐会上，节目有一半以上是歌颂华国锋主席和他的政府的政策。 

　　许多歌曲反映了领导当局目前强调纪律和生产的方针，如歌曲的名字就叫《抓纲治国》《夺丰收》等等。 

　　即使如此，政治内容的表现方式已经同四年前不同。本记者在满洲看过一个舞蹈，叫《洗衣舞》，情节是一群农村姑娘如何用计为一位年青战士洗衣服，表现她们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 

　　在一九七三年的演出本上，也就是在激进派权势最盛的时候排演的脚本上，姑娘们干脆就是当着战士的面把衣服偷走了，因为那位战士伸着拳头摆出一副致革命的敬礼的架势，忙于把眼睛盯着观众，顾不得有人偷衣服了。 

　　在一九七七年的演出本上，一位姑娘故意同战士逗笑，把他的注意力引开（这种情节在江青被打倒以前是绝对看不到的），别的姑娘就把衣服偷走了。 

　　题材一样，但是现在的表现方法比较可信了。 

　　看来，对于广大的热情的观众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这同“四人帮”统治中国舞台的机械动作相比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