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日本《读卖新闻》特别采访组成员星野享司写的中国见闻，题为《华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上海的两个座谈会》，摘要如下：
在一个小雨的阴天午后，我们在旅馆的一间会客室中和上海当地的报纸记者举行座谈。
我们同上海当地记者的座谈，大部分是对方的一位领袖型的男子发言。
对于“四人帮”在他们的根据地上海怎样巧妙地利用报纸干坏事，他举出了几个实例。
例如“四人帮”把他们的直系爪牙派进报社，再利用名利为饵扩充其势力，组织文章对邓小平恶毒攻击，强加上一切可以制造的罪名。
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大事宣传他们伪造的遗言“按既定方针办”，企图取得民众支持。
这位中国记者的控诉同我们前此在各地工厂所听到的对“四人帮”的揭发，谈话的语调是不同的。我们虽然初时有点想不通，但终于发觉：在工厂，无论怎样在路线上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制造出来的成品总还是有用的。中国记者们虽然对“四人帮”不满，但是，他们在那时都不得不被迫写出“害人的报道”。
“周总理逝世后，颂扬他的功绩和表现人民心情悲痛的报道被禁止写，但我们自己还是偷偷的写了，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在报上刊载。”只有在谈到这一点时，中国记者才笑了。从他和其他中国记者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为曾经被迫“污了手”而感到内疚。
这天座谈会的印象是阴郁的。
第二天天气继续阴沉，但在同一间旅馆会客室里，我们同电影导演、作家、舞台演员、音乐学院教授等上海文艺界人士在一起座谈，他们都以兴奋的心情，众口一词的欢迎“第二个百花齐放”和“迎接文艺的春天”。他们谈话的明朗表情，令人为之目眩。
上海文艺界人士说，“四人帮”害人的手段是前所未有的，“别人干不出手的，他们都干得出。”当他们说到“四人帮”终于垮台时，摆开双臂，高声大笑，真正表现出他们现在获得的“解放感”。
一位文艺界人士说，一位老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沉默了十年，现在重新焕发起新的写作劲头，正埋头从事新的长篇小说创作。他为了追回过去的时间，连睡眠也牺牲了不少。
又有一位诗人，为了创作他的长篇诗，亲自到长沙去搜集材料。这个长篇诗是以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女士为题材的。
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教授说，一个十年来从未动笔的作曲家，在“四人帮”垮台后决定着手创作以长征为题材的交响乐，亲自到当年红军长征的途中搜集有关资料去了。
又有一位接近老年的电影导演告诉我们，上海影坛也十分活跃，以与“四人帮”斗争为题材的影片，描写南昌“八一起义”的革命历史故事片，描写帝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影片，还有描写毛主席、周总理、鲁迅等的传记片，有的已经开拍，有的正在筹拍之中。
听到中国文艺界这些人士的话，使人明显地感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即被“四人帮”垄断，造成题材狭窄的十年来的文艺事业，现在真的是春意盎然，蓬勃兴旺。
一位电影导演说，为革命服务的文艺是有广阔天地的。今后我们在扎根工农兵生活之中，可以自己选择心爱的题材，发挥自己的能力。
他说话时双目闪烁着喜悦的光辉。这时，我觉得在我的心中也吹过了一阵清新的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