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二十二日刊载中国文学研究家藤堂明保的文章，题为《迎接新时代的中国文化界》，摘要如下：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们都有机会同思念着的中国文艺界的老相识聚集一堂，叙谈十多年来的荒废，并相互勉励今后要东山再起。
在北京，同曹禺先生等人泛舟颐和园，在一起度过了半天的时间。曹禺先生一九三四年以来，接连发表了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战后执教于清华大学，一九五四年发表了描写科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作品《明朗的天》。周立波先生参加八路军后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后写了描述东北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而得了斯大林奖金。刘白羽先生是延安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著有《火光在前》，战后参与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摄制工作，主要是负责解放军的文化工作。此外，张光年（诗人）、周巍峙（作曲家）、吴作人（画家）等各位先生也同舟游赏。
“我们过去只写以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没落的人们为主题的作品，而未写为人民群众的作品，这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痛感到了这一点，这是巨大收获。
“四人帮说，一是叛徒、二是走资派，按这个顺序往下数，第九就数到了知识分子，骂为‘臭老九’，可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告诫‘老九不能走’。
“四人帮诬蔑‘水墨山水画是黑画’，这造成了连拿起画笔来都感到害怕的状态。现在你看到解放军战士的绘画展览了吧？描绘朱德、贺龙、陈毅、周恩来等人如何奋斗的战争画很多，可是，四人帮连这样的画题也不准许。”
后来，廖承志先生告诉我们，周扬、夏衍等作家协会的领导人都已恢复工作了。
我们从新疆回到北京之后，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了有首都文学艺术家八十人参加的茶话会。阔别了十年的人们拍着肩膀祝贺，柿林先生说的“第二次解放呀！”至今仍然留在耳际。
在上海，巴金先生到机场来迎接我们。一九五三年他参观东京大学时我给他当向导，至今已有二十四年未见面了。
上海曾是四人帮的老窝，因此对老文化界人士的冲击特别大。第二天，同巴金、杜宣（作家）、赵丹、秦怡（演员）、唐云（画家）和其他各位先生开了个座谈会。
“张春桥派他的娄罗到巴金的身边威胁说：‘对巴金有积年之恨。’但是，当他们发觉毛主席、周总理在担忧巴金的处境的时候，才只是在表面上把态度放得缓和一些。一九七五年，他们又进谗言说，‘巴金，你不必搞创作了。到出版社工作，搞搞翻译怎么样？’现在，巴金仍然在继续翻译俄国文学。由于巴金很了解张春桥和江青的历史，所以他们把他看作眼中钉。”
那么，今后的中国文艺将会怎样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然，劳动群众是主题。但是，知识分子、落后的人也会作为陪衬而出现。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都必须是富有人情味，使谁都能容易感到亲切的。但是，却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状态。事物的‘辩证法’不正是这样的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