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三月二日消息】题：本港学者专家议论热烈就五中全会公报各抒己见
中共五中全会公报，各方瞩目，议论热烈，本报记者昨日访问了一些学者、专业人士，他们发表意见如下：中文大学政府及公共行政系讲师郑赤琰博士：对于中共五中全会公报的内容，我有几点意见。首先，刚恢复的中央书记处十一位成员中，起码六个以上有长期搞财经工作的背景，这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贸易和加强对外关系，是一项很确当的安排。
其次在组织上也很需要恢复中央书记处，以推动国家各项建设。目前中国是以共产党来推动国家的建设，但党中央与基层和中层以下没有良好的沟通渠道，中央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和干扰。而坏人更可以利用党的缺点肆意破坏。书记处在组织上正可作沟通的桥梁。
至于刘少奇的平反，是人们意料中的事。这项平反对安定人心很有必要。刘的功过已不是秘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错误决定许多人也是心中有数。现在由中共正式平反，是中共正式承认错误。正如公报中说党在文革期间的错误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造成从未有过的恶果。这次公开认错，会使全国人民心里好受一点，原谅中共过去的错误，也可使人民重新向前看。可以说：争取替刘平反以安定人心、团结全国，很有必要。
第四点：对公报中提出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建议，我认为这是对保证干部努力求上进的好办法。干部终身制是很坏的制度。因为既然当干部成了铁饭碗，干部就不需要求上进，因循怠惰。别人也很难指正他的错误，也不能推倒不好的干部，这样就易滋生官僚主义。
我希望中共以后不要重复过去许多没有必要的、浪费人们精力的斗争，建立更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有法制虽然不一定就等于很健全，但起码让人们有规可循，而且不健全的地方也可以不断修改。
最后，对于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有一点意见。文革期间产生的“四大”，原意是为了防止官僚作风，让人民有说话的权利。我刚才表示赞成取消干部职务终身制，但要知道，取消终身制不一定就能防止官僚主义。中国原有检察院的设立，但这个法定机构至今尚未很好的发挥应有的功能。我认为取消“四大”的同时，应强化其他法制组织，让人民有倾诉冤屈的渠道。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思恺：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着层与层，人与人职权分不清的问题，影响结构运行及人的积极性。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有助于将党的权力分散及划分，对中国来说是适当的。新委任的一批领导人显然较为年青和富有活力，但仅是对中国领导层而言，要做到干部领导年青化还需很多功夫。
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浓厚的封建制度及意识的痕迹，成为发扬民主的最大敌人。为促进民主，不单要健全监察民主制度，也需要有系统地批判封建主义。
刘少奇是一个好党员，在文革中成为路线斗争牺牲品，这次平反推翻了中国党史上最大的冤案，纠正错误。为刘少奇恢复名誉不单是对他个人重下评价，也是对党内民主的鼓动。
五中全会决定的人事变动将会使现时推行的现代化路线得到贯彻及巩固。中文大学郑宇硕博士：五中全会是打倒四人帮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会议。它对于文革以来的问题，作出明确的交代。同时，由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亦可慢慢恢复过来。
五中全会的重要，从几方面可以察看出来：
一、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纪、吴、陈四人的辞职，表明中共正在恢复过去的务实作风。同时由于刘少奇获得平反，使四人帮的残余，丧失了理论的根据，给那些采取观望的干部，明确了方向。这样，人民和干部的思想，获得更大的解放，对促进四化，起了积极作用。
二、政治局增添常委和重设中央书记处，使中共的领导班子，得到加强，因为胡耀邦等人，均各有专长和丰富的行政经验，由这些人来负责实际的工作，总比不能胜任的人强得多。这样比较年老的领导人，便可有空作长期策划的工作。换言之，目前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是踏踏实实地加强了。
三、目前干部的精神面貌，由于干部制度的修定、限制特权、废止终身职务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存在，得以改善和提高。对于中共重建一个新的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队伍，非常重要。
四、公报中虽然没有在经济方面着笔，但已反映目前的经济政策，已有一定成果。因为由于经济上的问题获得初步的解决，中共才有可能整顿组织方面的问题。对亚洲事务素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刘国声：汪东兴等离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是一个好现象。近年来，这几个人虽未正式除名，但实际已无权力，今次正式辞职，并不太出人意料。对于人事的处理，现在的中央是按正常的原则去行事，经过全会来决定，而不是象过去的一两个人或三几个人说了算，这是可喜的。干部的职务不应终身制，那是正常的。一个人不管如何有本事，都会做错事。错误有大有小，犯了大错，有责任感的人应该引咎辞职。
胡耀邦、赵紫阳等在中央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人，现在擢升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这是安排好接班人的做法。这样更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使现行的路线和政策能更稳定、更持续地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