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一月三十日刊登该报记者莫里兹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字报显示出坦率态度，北京的批评谈及过去—现在》，摘译如下：
贴在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戏剧性地大量出现，使人们充分地注意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还没有变化。
大字报是最近几个月来全中国出现的比较轻松气氛的象征。
有些年青人十分大胆，以致要求结束专政，甚至还颂扬美国和台湾的经济成果。这正表明，在现政府重新评价以前的政策的鼓励下，有些人变得如此大胆。
几个星期来，中国人在大字报中，以及在同游客、外交官和记者的个人接触中对他们国家的问题表现了新的坦率的态度。他们对于外国所采取的做法表示了新的好奇心。
在这一切的背后往往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想法：即在中国，变化还不够。中国人表示支持他们的最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主席。但同时他们也抱怨中层官员没有把上面所作的变动贯彻到实践中去。即使这样，还有一些中国人告诉外国人说，领导试图这样做，是太快了。
但是，容忍这样大量发表意见始终要冒自发的公开发表意见走过了头这样一种风险。看来，这就是邓先生为什么要公开为毛主席辩护，并敦促写大字报的人记住要团结的原因之一。
许多观察家还认为，现领导的现代化政策很得人心，广泛引起了共鸣。在听了多年的革命词藻和经历了多年的混乱动荡之后，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国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落后得有多么远。他们迫切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希望自己的生活不再被不断改变风向的政治风所破坏，希望同外部世界增加接触。
华主席和邓副总理已经宣布的政策中有许多是可以相当快地从上面来贯彻执行的，略举一二来谈，如：从国外购买武器和技术，派学生到国外留学，用外援来开发中国的石油资源。
但是，从中国回来的旅游者所谈的情况看来，中层官员的谨慎和能力低——或许还有他们公开表示异议的行为——正在妨碍其他政策的实施，如工厂里的工资奖励和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而增加刺激因素等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中层官员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革命期间或者文化革命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得到现在的职位的，因此他们缺乏执行新政策所需要的训练和知识。而且，这些中层官员中间有许多人看到过的政治路线的改变的次数太多了，因此他们不愿意过分积极地支持华主席和邓副总理所提出的变革，以免自己的前途遇到危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