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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出台内幕
发布时间: 2015-07-01    作者:峥嵘    来源:《党史博采》 20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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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98,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对陶铸进行诬陷,给他加上了许多大得吓人的帽子,使陶铸蒙受了奇耻大辱,不白之冤。

 

“评两本书”是个政治大阴谋

陶铸的两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

一本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的《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等10篇文章,大部分是根据陶铸对高等院校的师生、共青团干部和青年所作的讲话整理而成的,部分是为报刊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陶铸结合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的具体情况,满腔热情地引导青年既要关心政治,又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既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又要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既要有太阳那样的宽阔胸襟,又要有松树那样的坚贞品格。这是一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唯物辩证法,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另一本是《思想?感情?文采》,主要是陶铸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196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陶铸在这些文章中,就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党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来领导文艺;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要放手让作家去写作:文艺创作有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采取简单化的粗暴态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为主,从多方面来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要充分发扬民主,等等。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中肯的,富有现实意义的。

这两本书出版后,在广大青年和新闻、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出版后,重印过26次,发行150万册。

但是,姚文元的文章却把这两本大有益于人民,大有益于党的事业的好书,诬蔑为十恶不赦的大毒草,这到底是为什么?

就在陶铸被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的第三天,即196717,他们在上海掀起了“夺权”的风暴,首先摧毁了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为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夺权上台提供了黑样板。由此开始,夺权黑风席卷全国。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党的革命传统,在党的会议上痛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破坏党的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打倒一切的罪恶行径。这就是被他们诬蔑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壮举。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用各种形式公开对抗他们那一套,这就是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千上万的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同他们相对抗,爆发了百万人示威游行,愤怒声讨王力之流的武汉“七二O事件”这样的革命行动。亿万群众进行革命抵抗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林彪、江青一伙恐惧了。为了把群众斗争的烈火压下去,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一个所谓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阴谋。

19678月,他们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一篇社论,狂叫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给所谓的走资派以“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随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他们想借助这个“大批判”,加紧诬陷革命老干部,加紧镇压广大群众,以巩固他们已抢到手的权力,进而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想在“革命大批判”的旗帜下,全面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实现他们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评陶铸的两本书》就是他们阴谋部署中重要的一着棋。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脏陷害等恶劣手法,树立了一个诬陷革命老干部的黑“样板”,提供了一个制造冤狱的黑“经验”,在林彪一伙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谓“典型示范”的作用。

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江青等人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同志于死地。

姚文元把陶铸打成叛徒、奴才的根据是抓住陶铸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并以蒋介石也曾引用过为由,据此就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

其实,陶铸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杀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文章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其实这封信是“造反兵团”伪造的。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就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

姚文元抓住陶铸说过的一两句话,把陶铸宣判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就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诬称陶铸“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就在陶铸被非法监禁8个月之后,他又突然被宣布为极“左”思潮的代表。姚文元还在文中说:“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颠倒黑白的谰言

姚文元还颠倒黑白,说陶铸宣扬“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发泄“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推销“腐朽不堪的文采”等等,把陶铸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姚文元说陶铸宣传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一说陶铸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二说陶铸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三说陶铸宣传“崇高的理想”就是当“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

姚文元攻击陶铸有“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就是根据陶铸在《太阳的光辉>-文里说过这么一段话:“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陶铸的这个比喻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着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认识世界的精神。他一方面指出,太阳尽管有黑点,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光辉;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这不过是灿烂的太阳中的黑点,巨大的成就不容抹杀。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太阳毕竟还有黑点,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既然有缺点、有错误,那就要严肃地正视它,坚决地改正它,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但是,姚文元却斥之为大逆不道,指责为“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

姚文元说陶铸“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污蔑他所谈的文采是“腐朽不堪的文采”,把他专门用来残害无产阶级作家,摧残社会主义文艺的几条棍子——“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集束向陶铸打去。

“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在《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中。姚文元一口气给陶铸宣判了几十个罪名。什么“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奴才”,“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党的阴谋家”,“卑劣的实用主义者”,“投机商人”,“伪君子”,“见不得阳光的鬼物”,“土地主”,“南霸天”等等,不一而足。他把林彪、江青一伙帽子工厂的高尖产品几乎全都拿了出来。

面对着林彪、江青一伙所掀起的腥风血雨,面对着姚文元的所谓“历史的判决”,陶铸像当年被囚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中一样忠贞不屈。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22天,即1967年国庆节,陶铸满腔悲愤地写了四句诲“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两年以后,在身患癌症、被强迫去安徽之前,陶铸仍然壮怀激烈地写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诗句,同他共同战斗40多年的战友、夫人曾志同志互相勉励。

19691130,陶铸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不幸在安徽合肥含冤病故,终年61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陶铸造同志平了反。19781224,中共中央为陶铸同志举行追悼会,陈云在悼词中高度赞扬了陶铸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

19781210,应广大读者的要求,陶铸同志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印数30万册。其中《松树的风格》一文,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曾担任这本书编辑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说:这确实是一本优秀青年读物,现在离初版已时隔16年之久,但重读之后感到,它的教育作用仍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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