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乔木与邓小平的关系，胡乔木本人在1983年5月14日向美国记者白修德作过简要介绍。他说：“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因为在书记处工作，所以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信任。邓小平同志对我非常了解，他认为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继续做他的助手，就像我曾经做毛主席的助手一样。”[1]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摆在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华国锋的答案是毛泽东写给他的六个字：照过去方针办。进而他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坚持走一条老路。邓小平等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后来，邓小平用一句话概括这段历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2]这条新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在这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胡乔木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促进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又分析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进行新道路的探索和新理论的创造。胡乔木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称得上是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

　　“两个估计”是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作出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教育战线的干部师生，严重地搞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推倒“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关键。邓小平亲自出题，要教育部对“两个估计”必须马上组织写作力量进行彻底批判。[4]此文经胡乔木精心指导、多次修改，于1977年11月15日“最后定稿”。邓小平又审阅一遍，于11月17日批示发表。11月18日，《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　——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即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

　　此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引录了新发现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的指示。这是从迟群等人的笔记上发现的。毛泽东说：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是一少部分人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过后还是要认的。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毛泽东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胡乔木在引录的毛的指示前后,各加了一段话。揭露“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文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发表后，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工业交通各条战线，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二）　两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