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离我们很近,同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学习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怎样从一个四分五裂、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哪些重大步骤;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又遭受了哪些严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犯错误、遭受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而始终立于主动地位;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了怎样坚定而有理有力的斗争;在严重困难面前,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去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党是怎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的领袖们是怎样殚精竭虑、苦苦思索,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采取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何等地令人钦佩,等等。了解了这29年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29年的否定,它恰恰是在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29年党史的真实记录,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阐述。它的出版,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优点很多,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对于党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写党史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即党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比如,对“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作了详细叙述,同时也讲到另一面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部党史在讲党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增长才干,使我们更好地前进,而不是为了别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我们党就是在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