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程中原新著《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重证据法 

　　程中原的《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2月版）是一本好书。 

　　书中所说的“七大疑案”，涉及担任过党的领袖的张闻天、华国锋的生平事迹，也就联系到对他们历史作用的评价，这当然都是党史国史上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作者通过自己的考证，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例如，“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了在历史材料中找到张闻天的职务是总书记的证据，作者查找了包括张闻天本人在内的九个重要人证，即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黄克诚和刘英。书中还提出：“张闻天是接替博古的职务，博古是张闻天的前任。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是解决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这一问题的关键。”书中列举了在历史材料中找到的博古的职务是总书记的证据。（第15页）这样才把问题解决了。和张闻天有很深关系的何方也花大力气论证了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张闻天当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又如，“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问题，作者查证了大量材料之后指出：“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从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启动，到1973年3月恢复工作，4月公开露面，经过七八个月。”（第20页）“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即使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算起，到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职务，也不过八九个月。（第21页）作者指出：“从第三次复出的经过，从前后两次复出的比较，恐怕不能得出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的断语。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的方针是邓小平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成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没有什么不对。”（第21页） 

　　在论证这些题目的时候，作者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有利条件，引用了大量未公开的高层会议记录和会谈记录、当事人的日记、亲历者的回忆资料，这是一般研究者无法做到的，所以这些结论的获得就更加可贵了。 

　　这本书的考证结果是重要的，可贵的。不过我以为，对于读者来说，比考证结论更加重要的是它所用的方法，即作者所说的“四重证据法”。作者就是用这个方法获得他的研究成果的。什么是“四重证据法”呢？作者说，对重要、复杂的问题进行考证，要综合运用四种方法，这就是一、人证，二、书证，三、物证，四、史证。这里人证、书证、物证的意思都很明白，“史证”是什么意思呢？作者作了一点解释：“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势的影响等，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应用的重要证据。姑且叫做‘史证’。”（第13页） 

　　作者列述了具体运用“四重证据法”进行考证的事例，这里只说他对“歌特”是谁的考证。在1931年、1932年的党刊上发现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三篇署名歌特的文章。这一位署名“歌特”的作者究竟是谁呢？书中指出：“从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口吻可以看出，作者很可能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同时还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较高文艺素养而又熟悉当时的文坛情况；第二，主管或指导宣传鼓动工作；第三，了解全国各苏区的情况和反‘围剿’斗争的全局。”（第26页）他把有可能的各位逐一排查，最后认为，只有张闻天“具备了前面所说以‘歌特’为化名写出这三篇文章来的所有条件。”（第27页） 

　　这个判断还是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证明的。作者所用的证明方法之一，就是从文风和用语这个角度来检查。他仔细研究了张闻天独特的用语习惯，甚至作了数量的统计。例如，文章指出：张闻天习惯于不用“虽然”而用“虽是”，不用“如果”而用“如若”，不说“直到现在”而说“一直到现在”，不用“和”而用“与”，不说“表现”而说“表示”等等（第30、31页）就这样，确定了张闻天对这三篇文章的著作权。现在出版的《张闻天文集》已经把这几篇收入第一卷了。 

　　这本书里面，我很喜欢《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这一篇。它的信息量很大，使我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也出了一些思考题给我思考。例如1975年8月21日的第九次谈话中有这样一段： 

　　8月15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8月13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胡乔木问邓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第133页） 

　　这就和我对当时情况的记忆有一点出入了。我清楚记得当年评《水浒》是引起了一场风波的。查阅《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1975年8月14日这一天果然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邓小平这样回答胡乔木，我觉得也难怪。这一天，评《水浒》的中央文件下发才六天，而《红旗》杂志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更是9月4日的事。都在这一天谈话之后，当然他不可能预先知道。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对事态没有一点预感，说明这时他对自己的政敌估计不足，没有想到他们处心积虑要来寻衅的。几个月之后他终于认识到了。1975年11月10日第二十二次谈话中，他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第162页） 

　　总之，我很喜欢这本书。它不但给读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提供了考证方法的示范。而这种方法，好有一比，就是点铁成金的手指头。 

　　国史网编者按：此文公开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7月25日12版。该报有删节。本网站发表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