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 

　　我国新时期到来后，特别是进入21新世纪后，言论自由的空间前所未有的扩大。不只国史党史研究机构、国家出版社编撰、出版国史、党史，就是外国人撰写的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也被翻译引进到了国内；至于那些曾经经历过国史、党史中若干重大事件的个人撰写的国史党史回忆录就更多了。然而，国史党史机构出版的国史党史，往往局限于档案、文献等书面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史、党史的档案并不完整。譬如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代表董必武回忆：“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①直到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Martir Wilbur）意外得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印机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po”（即一大代表陈公博，他脱党后去美国留学读硕士），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 ment in China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而在该论文的附录中竟收有六篇文献，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即在其内。②但当时我国的党史研究机构对此事还一无所知。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本来面目，直到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绳主编）才得到基本恢复。至于个人撰写的回忆录，正如董必武所说的：“记忆有差异是正常现象，有记忆力的因素，也有当时的注意力的因素。”所以“记忆未必客观和全面。”③现有党史、国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还不能说，它们的真相已完全还原。为了还原国史、党史真相，著名国史党史专家程中原，在破解党史两大难题（歌特是谁？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过程中，开始尝试并在其后自觉运用“四重证据法”，认为这是还原国史、党史真相的最好方法。一是人证；二是书证（指来自档案、报刊、书籍、书信、题词、日记等的书面材料）；三是物证；四是史证（指继承传统的“经史互参”方法，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对史料进行考释，通过具体分析，求得问题的解决，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程中原运用四重证据法考证并研究歌特是谁、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这两大党史难题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赞同。他说：“一般说来，解决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遇到的需要考证的问题，运用上面说到的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中的一两种方法就可以了。遇到特殊的、疑难的问题，则需要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这四种方法才能解决。”④在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四重证据法”具有创新意义。于是，程中原运用“四重证据法”，进而对国史党史中的另外五大疑案作了破解。这五大疑案是：①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②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③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④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⑤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程中原对国史、党史上七大疑案作了破解后，最终写成的《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14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破解》）我把《破解》读了两遍，认为此书的价值非同小可，今后国史、党史中的若干章节，可能因此重新改写。 

　　一、确立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应把扎西会议写进党史 

　　程中原在破解“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两大党史疑案时，发现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召开的扎西会议，具有关系党和红军后来历史命运的伟大意义。 

　　过去，即使是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也只是肯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于扎西会议却只字未提。其实，遵义会议尖锐地批评了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途中实行退却逃跑的严重错误；张闻天反对博古所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做了“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对博古的报告也发表了批评意见；张、毛、王的发言和意见，获得了参加遵义会议的除博古、凯丰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德国军事家）三人之外的全体同志的同意；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作出下列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毛原为政治局委员），常委（按：政治局常委原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还有项英留在中央苏区，未参加长征）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按：三人团原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扭转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但对今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谁负责和红军今后往何处去这两大问题并没有作出决定。而扎西会议就完全不同了。《破解》指出：“扎西会议做了七件大事”：①变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张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按：经程中原采用“四重证据法”考证，“张闻天从1935年2月5日就任总书记”（见《破解》第12页），“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组织上的变更。②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③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在红军中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④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先后分别向中央分局、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历史转折。⑤改变渡江入川计划，作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在毛泽东指挥下打了遵义大捷（按：指第二次攻克遵义）这样的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⑥发出“缩编”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充实了连队，实行了轻装，提高了战斗力。同时还扩大红军三千人。⑦决定抽调干部和战士四百人，由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成立游击纵队，在地方活动，牵制敌人。“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作出这么多关乎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正确决定和决策，在长征史上，在中共党史上，的确值得大书一笔。”（《破解》第81-82页）张闻天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扎西会议上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了七件大事，绝非偶然。程中原以四重证据法考证出：歌特即张闻天。他早在1932年11月-12月，即以“歌特”为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第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2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后11月18日《斗争》第31期）3篇文章，反对“左”倾。在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张闻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发展过程。所以，他能在遵义会议上做“反报告”，能够得到遵义会议与会同志绝大多数的支持和拥护。 

　　自扎西会议开始，张闻天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扎西会议后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团长是周恩来，由毛泽东实际上负责指挥红军的总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创了张、毛合作的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时期从1935年2月5日开始至1938年9月-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辞去总书记职务，历时三年零九个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内生活最民主、最健康、最活跃、最正常的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毛合作正确处理了这样几个关系党和人民军队命运前途的大问题。 

　　（一）严肃处理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问题。长征期间，张国焘依仗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而当时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人，便另立“中央”，分裂党。在张、毛领导下，坚决反对了张国焘的这一分裂主义错误。最后，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将士，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 

　　（二）领导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创了革命新局面。 

　　（三）妥善处理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起初，政治局里的一些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主张除掉蒋介石。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坚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随着形势发展，取得共识，跟共产国际意见一致，恰当处理了“西安事变”。以此为开端，国共重新合作，终于迎来了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 

　　（四）“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央政治局决定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苏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进军敌后抗日，人民军队大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个个建立和发展了起来。 

　　（五）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1938年7月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张闻天便在1938年9-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自此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全党领袖的地位，顺利完成了由张、毛合作领导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到毛泽东对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 

　　从上可见，扎西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为使这段历史的表述全面、正确，我以为应写为：以遵义会议为起点，由扎西会议完成，确立了张、毛在党中央的合作机制，从此开创了党和红军的新局面。 

　　二、还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整顿真相，进一步提高其意义和价值的新评价 

　　邓小平于1975年在全国范围内整顿，成绩显著，有口皆碑。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只在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五节《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有一小段《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讲了这件事。其中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则设立了专章（第二十六章）《1975年的全面整顿》，论述了党史上的这件大事。其中提到：“在整顿全面推开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1975）7月5日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政研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就是一篇针对‘四人帮’只讲‘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而撰写的文章。”“整顿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想，充实了党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力量，使‘四人帮’在中央领导层和军队的影响受到遏制和削弱。整顿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使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同志的希望所在，从而积极贯彻整顿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促使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科技教育受到重视，文艺禁锢开始松动。在1975年，一些地区的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⑥对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各方面整顿的评价有较大提高。 

　　《破解》再用四重证据法，公布了邓小平于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进行的二十四次谈话，具体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整顿中亲自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直接领导政研室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推动各方面整顿的历程。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1975年7月初的四个多月时间里，…… 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作用。①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1975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②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工作提纲》。③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④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破解》第109-111页）。邓小平直接领导政研室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全面开展整顿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由于政研室的7位负责人，特别是胡乔木在协助邓小平整顿工作中十分得力，所以，邓小平请胡乔木协助他起草、完成他于1978年12月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影响巨大、深远的“主题报告”。程中原仍是用四重证据法，“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破解》第183页）胡乔木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其历史真相也应该还原。 

　　由于程中原运用四种证据法，材料扎实，考证过硬，所以他在《破解》中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顿工作做出了更加符合整顿工作实际的历史评价：①一九七五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②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革，用的名称是整顿”。③一九七五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指《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工作提纲》），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醖釀和起点。（《破解》第106页-107页）我认为，《破解》对1975年整顿真相的还原和对1975年整顿的新评价，是恰当和正确的。 

　　三、关于对华国锋的评价，《破解》 又一次还原了党史、国史的本来面目 

　　华国锋于2008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后，新华社于8月30日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生平》，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也肯定了华国锋随后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的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评价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但却也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对这个问题，程中原仍然采用四种证据法，揭示了华国锋对待邓小平复出的态度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的真相。《破解》展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①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之前，华国锋的态度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②三月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听取党内外呼声，领导中央政治局做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③三月工作会议以后，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进行实际准备。④华国锋主持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邓小平复出。“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怎么能说是华国锋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呢？《破解》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进程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进程作了比较。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从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启动，到1973年3月恢复工作、4月公开露面，经过七、八个月。由于林彪出逃、摔死事件的发生，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比较容易作出，党内外比较容易接受，但也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而在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已被软禁，接着大搞全国范围的公开“批邓”，邓小平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因此，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采取“等一等”的态度，等条件成熟时再解决，是无可厚非的。相反，如果“四人帮”一倒台，即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在党内外没有思想准备，反而有阻力。所以，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问题上并无有意阻挠的打算。客观、公正地说，粉碎“四人帮”后不过九个月，即通过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有的一切职务，在时间上还是够快的。不能因为华国锋在两个“凡是”问题上有过缺失，就违背历史真相，断定华国锋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何况华国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对两个“凡是”问题上自己的缺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诚恳的、严格的自我批评：“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指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程中原认为，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并没有“有意阻挠”，只是“等一等”，“无论从华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是符合实际的。”更何况，“这也不是华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破解》第181页） 

　　总之，程中原采用四重证据法，对国史党史上的七大疑案作了破解，特别是还了扎西会议、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工作和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问题上态度的历史真相，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今后，哪个部门或者哪个人写党史，就得把扎西会议写进党史；就得在党史中完整、全面地肯定邓小平的1975年的整顿工作；就得对华国锋在担任中央最高职务期间的工作做出更加实事求是地评价。《破解》对党史写作产生了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它可以留传后世了。 

　　注： ① 转引自《党的一大重要文献发现记》，《报刊文摘·周末》2013年2月8日。 

　　② 同①。 

　　③ 见《百年潮》2012年第5期董必武之女董良翚的回忆文章。 

　　④ 程中原著：《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 四重证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第2页-第5页。以下简称该专著为《破解》，本文中凡引自该书者，只注明页码。 

　　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469-471页。 

　　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939-941页。 

　　国史网编者按：此文公开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8日B01版。该报有删节。本网站发表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