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至今,我前后参加了四卷《国史编年》的编纂工作,作为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四卷《国史编年》编写和编辑工作让我丰富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收获颇丰。
首先是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国史编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接到的最重要的一项科研任务。在编写之初,可以说信心满怀,认为对于一个学历史的研究生来说,要做好这项工作并非难事,无非就是对资料的加工和编辑,相对于做研究、写论文来说要简单的多。但是在随后几年的编写过程中,这种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在刚进入1949年卷编辑组的时候,执行主编田居俭先生交给我一项任务,即查阅和编写国外媒体对新中国成立的反映。当时由于编辑工作的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对《国史编年》的基本内容认识不深刻等原因,仅把它当做一项临时任务去做。但是在查阅和编写过程中,逐渐发现它是《国史编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新中国的成立有重要意义。在以后的编写过程中,每逢新中国有重大外交事件发生,我都会主动要求去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内容,并编写成条,以供主编参考。
其次,参加《国史编年》工作使个人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国史编年》是一部编年体的资料性工具书,是国家的年谱,既要体现出编年体的特点,又要做到有编有研,编研并重。它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辨析以及驾驭和运用灯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记录新中国历史的资料众多,可以说浩如烟海,有图书论文,有档案文献,有报刊日志,有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等等。编写《国史编年》,首先要求搜集和发现记录新中国历史的各方面资料,并对之进行筛选和分类。然后对进行资料辨析和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无关要旨和记载失实,甚至篡改史实的材料剔除掉。在甄别的过程中,根据线索,还会发现更多的资料,如此反复,从而提炼出真实的、有价值的材料。最后,再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其中的内部规律,科学、灵活地运用到《国史编年》的编写中去,而不是一个资料的简单堆积。
例如,我们在《国史编年》1949年卷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的条目时遇到过这样一个“小”问题:在写关于阅兵式上受阅飞机数量的时候,我们搜集的诸多资料记载并不一致,多数资料为“14”架。经过缜密地查阅、考证后,最终得出结论,受阅飞机数目为“17”架,从而避免了以讹传讹。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不搜集众多的资料,就不会发现这个“小”的错误。如果对这个数字不进行细致地考证,就不会得出权威的结论。此事虽“小”,却能以“小”见大,历史研究的严谨在这件“小事”上得到充分体现。有了全面正确的史料还需要很好的运用和驾驭,如果使用不当同样会产生错误。如1951年9月2日召开治理淮河工作会议一条,后面放了毛泽东21日关于“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的批示。实际上,毛泽东的批示不是针对这次会议的,作者引用时又没有引全,很容易让人产生毛泽东对此会不满的误解。类似的例子在《国史编年》的编写和编辑过程中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
田居俭先生曾经对《国史编年》的编写提出要坚持“三精”原则,即“精确”、“精练”、“精彩”。其中的“精练”是即指文字要干净简练,叙事要逻辑清楚,对文献和讲话的提炼不能拖泥带水,要达到篇无废句,句无废字的水平,使人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赏心悦目。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在编写《国史编年》的几年中,我的文字组织、编辑和表达能力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国史编年》的编写以及日常的其它科研工作中都有充分体现,得到了所内多位老师的积极肯定。
再次,团结协作和勇于奉献是《国史编年》任务圆满完成的重要前提。一个集体项目必须要每个科研人员在分头编写的过程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相互间协作,群策群力。例如资料上要互通有无,专业上要相互交流,时间上要相互衔接等。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编辑组内部表现得尤为明显。各卷《国史编年》的初稿汇总到编辑组以后,由执行主编统一安排,每个编辑组成员虽然专业不同,分工不同,学识不同,但是大家彼此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摒弃一切干扰,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借鉴,相互提高。编辑组是成果质量检查的最后一道关,责任重大。编委会主任朱佳木同志曾形象地说:“如果把全体科研人员比作一支部队的话,你们编辑组就是这支部队中的精锐部队、特种部队”。他要求每个编辑组成员充分发扬主观能动性,团结协作,全力以赴,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姿态做好《国史编年》的编辑工作。执行主编田居俭先生不顾近70岁的高龄,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而且将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我们。在他的带动和感染下,编辑组成员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争分夺秒,按照编写要求一丝不苟地编辑修改。每当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编辑组的同志们都会坐到一起,迎难而上,开动脑筋,集思广益,齐心协力地去解决问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集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编辑组前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了1949年卷的编辑任务,从而保证了《国史编年》1949年卷顺利出版发行。历次编辑组的工作让我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更是奉献的过程。一个能吃苦、能战斗的团队对顺利完成一个集体项目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在工作之初就能参与到《国史编年》这样重要的科研工作中,是十分荣幸的。朱佳木同志曾经说过:《国史编年》的编写过程就是学习和掌握国史以及史学研究技能与方法的过程。对此,我深有同感。
(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