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是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

　　中国是世界上修史传统最长久、保存史料最丰富的文明古国，编年体是最早形成的史书体裁，是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来编撰、记述历史的一种方式。编年史也是唯一一种包括当代人修当代史内容的官方体裁。编年体的当代史，不仅在先秦有“左史记言，右史记行”的史官，而且从唐代起，就出现了按照当朝事编写编年史的“实录”。宋代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中最著名的编年史。以后，明、清两朝，编修实录都是国史馆的日常工作。其特点，就是根据资料，逐日记载国家已经发生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出现了通史体裁的共和国史。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书名有新中国史含义的著作，是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廖盖隆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但由于是将解放战争史合在一起写，还不能算是独立性质的共和国史。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应该算是第一部。到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史”等为名的个人、地方和部门机构、高校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已经有了近200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中宣部组织全国撰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150余卷《当代中国丛书》，可以说是以多种部门、专题、地方分类的典志和通史体裁结合的官修国家当代史总汇。

　　共和国史的纪传体兴起较晚，但以其富有情节和可读性，社会影响面最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包括今年即将出版的《邓小平传》），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元帅传、大将传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物丛书》，可以说是代表国家编写的传记人物典范作品。

　　但是，尽管已经出版了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共和国大事记，但尚未出现能够代表国家意义的共和国编年史。其原因，个人分析，也许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编年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系列，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年年编辑，不能中断，必须有比较稳定的国家专门机构来从事这一工作。目前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大事记，很难做到。其次，编年史范围广大，是从大量档案资料中提炼出国家、社会、地方、民间的大事。正如刘知几《史通》说：“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个人和一般机构修编年史，难以有全面利用全国档案资料的条件和精力。

　　然而，编年史又是一个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过去封建时代，主要记叙帝王执政大事和活动，与纯粹记录帝王个人活动的起居录相比，可以说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帝王家谱。而到了共和体制，国家编年史就成为国家的家谱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即建立了国史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民国编年史。所以，1978年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就提出了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的意见。以后，又与杨尚昆、薄一波联名建议中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即是作为筹备机构而建立的。所以，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就义不容辞地成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主要和日常任务之一。

　　新档案史料的刊布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