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生产建设确实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好水平，一般也都认为“二五”应比“一五”搞得快些。1957年末和1958年初一段时间里，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加快建设速度。

　　毛主席一直想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些。他对1956年“反冒进”，当时虽未公开表示不赞成，实际上是有保留的。上述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送给他审查时，他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到1957年第三季度，他讲话了。当年10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召开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毛主席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他说：“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年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骂我的我为什么看!他责备国务院领导同志，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离右派只有50米。批评得十分严厉。由此党的八大制订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计划要立足于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基础上的正确经济工作方针，实际上被丢弃了。

　　1958年5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些提法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愿望。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与批“反冒进”，与“用七年、五年实现原定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过高要求，与“一天等于二十年”等浪漫主义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经济规律，不能不走偏方向。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而且它还与“拔白旗”相联系，即对一些不赞成急躁冒进的同志进行政治批判，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后，在生产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片面追求高速度，一再提高计划指标，造成浮夸风的滋长。与此同时，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出现了急于过渡的思想，从河南、山东开始，农村大搞人民公社化、大办集体食堂。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对在实际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但未给予纠正，反而加以支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其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会议还决定当年钢的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于是“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一哄而起，大跃进出现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