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

　　纵观建国以来57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曾经失去过几次历史契机，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第一次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教训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旨在弥补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体制变革设想，使我国再次面临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受反右派运动和“反‘反冒进’”的影响，却走上“大跃进”歧途。

　　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3年。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批判“单干风”，直至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第三次是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又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第四次历史契机是1978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拨乱反正”和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五次是1992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这个历史契机，顺势破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

　　综上所述，三次经济发展和改革历史契机的丧失，其主要原因都是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干扰，都是将实现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第一位，结果陷入生产关系处于第一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处于第二位的陷阱，甚至被“四人帮”所利用歪曲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与此相反，1978年和1992年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和第三代领导人能够抓住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则是将三个“有利于”放在第一位，并以此来判断改革和发展。如果以生产关系为第一标准，由于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总是受当时认识的局限，就很难准确评价是非。

　　(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建国以来的57年，如果以1978年为界，前28年所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的经济体制，恰恰是后29年致力于改革的体制。因此，无论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还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无法绕开对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并且实际上心中都有一个评价。

　　对于改革开放前经济体制的评价，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它与当时国情的关系；第二是它的绩效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种方法是从理论上分析，即以改革开放前夕的经济体制作为对象进行分析，排除了对其不同历史阶段差异的考察。这种抽象的方法对于认识改革的起点、任务不失为一种简捷方法，并且为许多人采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通过系统考察原有经济体制产生演变的历史及其历史条件，寻找出这种经济体制形成演变的原因以及作用的变化。

　　对于第一种方法，如果以1978年以前“文化大革命”10年的经济体制为对象，可以说，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可言，也无公平可言。

　　从宏观计划管理来看，从1966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76年开始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都没有正式形成计划，计划管理的水平相当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性质的、粗放的、随意性很大的计划经济。

　　从微观经济运行来看，农村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城市批判“奖金挂帅”、“利润第一”，将生产和分配中的“大锅饭”发展到顶点；再加上政治动乱的干扰破坏，经济效益非常低。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严重脱离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教育落后的国情。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也将不公平发展到极点。一是严厉限制农民的流动和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农民不仅丧失了迁徙流动的权利，也丧失了生产自主权和收益支配权；二是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其社会地位受到空前的贬低；三是城市的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剥夺了其选择就业和居住地的权利。至于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选择的自由程度，则基本没有改善，甚至有所恶化。

　　正是1978年以前经济体制的上述弊病，才使改革开放初期爆发出巨大的“纠正效应”，也使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为发展和改革提供较多的空间。

　　如果以第二种方法来分析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就会看到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其体制和政策有差异，而且其作用也有较大差异。

　　对于50年代前半期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以消除旧中国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 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和威胁，在这种条件下，要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经济，保证国家安全，实施赶超战略，就要集中使用有限的积累和资源，这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1956年以前的经济体制变革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消极作用的。问题是中共八大以后，不仅没有及时纠正因过度发展重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将经济体制和管理方法推向脱离实际的公有制和群众运动。

　　1958年的经济体制变革可以说是三年“大跃进”的制度基础。同样可以说，党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工业化水平低，使得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低水平、低效率、随意性很大、贯彻长官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工作的过多干预及其失误，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结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即使从理论上可以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可以完善的，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在目前的条件下是无法完善的。这不仅表现在单一公有制束缚了人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和独创性，也表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不可能及时有效、准确地获得足够信息，制定灵活、恰当的决策。另外，从根本上来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也不能适应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然规律，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使人们获得更多、更大自由、活动空间和多样性选择的规律。

　　(四)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