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文化上的“群众运动”是维持这种体制的必然手段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体制在所有制和国家控制管理方面已经走到头，如果说想通过依靠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来解决管理效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问题，“大跃进”的失败和灾难性的后果甚至连毛泽东也不敢再尝试了。

　　于是依靠思想革命和改善管理来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优越性”就成为维持这种体制的必然选择。

　　1963年，当毛泽东否定了通过“包产到户”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改革道路，否定了“利润挂帅”、“奖金刺激”等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企业的思路后，必然要走上依靠思想革命的道路。

　　1．在城市经济推行的“工业学大庆”。

　　“大跃进”失败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和饥荒，给6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罩上了一层阴影。在生活消费品短缺和公有制的条件下，社会的激励机制自然就容易转向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于国有企业职工来说，既然不能提倡物质刺激、又无法采取解雇或降低工资的惩罚措施，鼓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自然成为重要激励办法。而此时，大庆油田恰恰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

　　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会战中提出的“先生产后生活”无私奉献口号，“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以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工作态度，都是60年代经济建设面临重重困难而迫切需要的精神状态。

　　另外，大庆油田职工说自己是靠“两论”（即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提出“十不”：“第一，不讲条件，就是说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创造条件上。第二，不讲时间。特别是工作紧张时，大家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第三，不讲报酬。他们说是为革命，而不是为个人物质报酬而劳动。第四，不分级别，有工作大家一起干。第五，不讲职务高低，不管是局长、队长都一齐来。第六，不分你我，互相支援。第七，不分南北东西，就是不分玉门来的，四川来的，新疆来的，为了会战，大家一齐上。第八，不管有无命令，只要是该干的活抢着就干。第九，不分部门，大家同心协力干。第十，不分男女老少，能干就干，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这些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企业精神超越资本主义企业的优越性。

　　大庆职工还总结出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工作作风，“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就是：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则是：黑夜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这些对于缺乏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的国营企业职工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道德约束。

　　2．在农村经济中推行“农业学大寨”。

　　在农村经济方面，由于产业性质、规模和所有制不同，显然不能以大庆为榜样，于是，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就作为一个典型被推举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大寨是华北太行山区一个穷山村，属于山西省昔阳县。全村75户有800亩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那时全村平均亩产遇到好年景也只有140多斤。由于该村土改彻底，党的基础较好，1952年冬就实现了初级合作化，陈永贵担任社长。1953年陈永贵又担任党支部书记。该村党支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1953年秋，大寨制定了10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步提高到1962年的774斤，提前实现了中共中央1956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

　　1963年3月，山西省委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大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当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庄稼几乎全部倒伏，23%的梯田土层被冲光。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振奋精神，不分男女老少，立即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白天治坡，夜间治窝”，他们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700多斤的高产，社员半年后就搬进了新居。同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和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山西省委要学习大寨人的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和帮助友邻的风格。

　　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在1963年也很快传遍了全国。1964年3月下旬，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引起毛泽东的重视。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自率队到大寨考察和总结经验，廖鲁言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书面汇报，充分肯定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是式提出学大寨。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的。《报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于是，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在60年代前期被树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榜样、政府大力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第一，60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困难，一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的外援基本断绝，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非常有必要提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第二，6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很严峻，中苏交恶、美国的“越战”升级、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也叫嚷要“反攻大陆”，因此中共中央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过高，由此不是放缓而是加紧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此时农业尚未过关，需要国家加大投资，而国家又不愿意增加投资，甚至还希望用农业剩余来支援工业化，因此大寨不要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为国家作出较大贡献的事迹就非常符合政府的愿望。第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由于否定“包产到户”家庭责任制、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集体经济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既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又只能从精神激励中寻找办法，而大寨所表现出来的以集体为重、以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精神正好满足了这种精神激励的需要。第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强化，特别是“大跃进”和以后的饥荒更是普遍加剧了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社员的矛盾（有些矛盾是历史家族或个人之间的矛盾），干部参加劳动，密切干群关系、做到干群同心协力，不仅是提高集体经济活力的较好办法，还被毛泽东视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大寨干部坚持长年参加生产劳动、以身作则、干群关系融洽，也正是党和政府要大力提倡的。第五，大寨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确是利用了我国农业的优势（劳动力富裕）来解决种植业的根本问题，其增产经验带有普遍意义，符合当时国家希望通过建立高产、稳产田来解决吃饭和抗灾的设想和规划。

　　3．“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仅仅学习大庆和大寨已经不够了。军队性质所表现出来的不计较个人收入的得失、不能实行物质刺激的特点，必要时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幸福的奉献精神，统一步调、严明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都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所不能比的，因此，当批判“物质刺激”和强调精神激励到极端时，“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就自然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60年代经济建设的一个特殊现象。

　　1963年3月5日，以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为标志，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雷锋活动，由此拉开了学习解放军的序幕。1965年7月，解放军战士王杰在军事训练中为掩护他人英勇牺牲。王杰事迹的突出特点一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服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二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并发表社论介绍和评价王杰精神。11月7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组织广大职工向王杰同志学习的通知”。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会议认为：“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2月16日给林彪等人的信中则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泽东还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建议解放军派出政工人员，或者为地方培训政治工作人员，帮助学习解放军活动开展。

　　当时解放军实行的“四个第一”是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是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2月14日，再发表社论《把三八作风传到全国去》；3月10日，又一次发表社论《学习解放军革命的硬骨头精神》；3月24日，第四次发表社论《抓活的思想》。

　　据1965年9月召开的全国财贸政治工作会议说，财贸政治工作机构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政治干部已经大部分配备起来。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财贸政治部已经建立了90%左右，财贸行政部门的政治工作机构已经建立了80%左右；基层单位的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已经配备了60～70%。“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思想，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许多单位的政治工作开始摆上了首位，不问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受到了批判。” 

　　4．推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

　　“干部参加劳动”是1956年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提出的，当时是作为实行民主管理和改善干群关系的一项措施。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批转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在批语中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后来根据毛泽东批示内容冶金部将“鞍钢宪法”概括为五项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要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亲自为浙江省7个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毛泽东说：“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  毛泽东如此强调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认为在单一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这个干部参加劳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办法，似乎可以避免干部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脱离人民，向苏联那样走向修正主义的危险。

　　1964年8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干部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和《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反复阐述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而不仅仅是做好本职工作)甚至被当作衡量一个干部好坏的标准之一，成为一项制度性的建设。

　　1964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象普通劳动者那样真正劳动》和重庆水轮机厂干部实行“三定一顶”参加生产劳动的长篇报道。所谓“三定一顶”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并在技术水平提高、能够独立操作以后，就顶替班组的定员，象普通劳动者那样真正劳动。

　　随着突出政治和强调“反修防修”，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问题也提了出来。《人民日报》从1965年10月12日起，开辟专栏讨论“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创造更多的大寨式的先进县》和长篇报导《党的领导无所不在》，以林县为例，讲县委如何革命化，带领全县艰苦奋斗，改造山河的事迹。人民日报11月10日发表通讯《思想革命化要落实到行动上》编者按，报道了固安县委领导思想革命化情况和经验。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社论《向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3月6日，人民日报又长篇刊载了焦裕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事迹。

　　总之，在1962年以后，随着毛泽东不同意恢复“大跃进”以前那种强调自上而下、强调专业化管理和重视物质刺激的所谓苏联经济管理模式，主张用“政治挂帅”、“思想革命化”的方式来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干部的政治要求就必然越来越高，对其所谓的“特权”和“官僚主义”越来越不满意，甚至极端到只有参加体力劳动才算参加劳动的境地。“文化大革命”是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阶级斗争”成为补救体制和道德失灵的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