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阶级斗争”成为补救体制和道德失灵的政治手段

　　在单一公有制的条件下，本来并不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界定的“阶级”，尤其是“剥削阶级”，但是出于镇压所谓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和思想的需要，“阶级斗争”被重新提了出来。

　　从1953年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开始，到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前，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宣传机器始终没有松懈对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的推行和宣传，甚至常常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事实证明收效甚微，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旧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影响很大，要与无产阶级对抗甚至要复辟，这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逻辑起点。

　　三年“大跃进”左倾错误和国民经济的困难，以及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放松控制政策，使得1962年起“包产到户”和商品经济的暗潮再次涌动，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威胁，同时也与毛泽东提倡的“政治挂帅”的中国式经济建设道路格格不入。事实已经证明，在原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和思想教育运动已经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消除官僚主义弊病，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道德手段已经失灵，而毛泽东要维护他始终信奉的单一公有制和预想的“优越性”，就不得不采取高压手段，来压制“单干风”和商品经济的复活，并镇压党内和社会上抵制“社会主义”的思想。至于用什么名义，则是方法问题了，而过去所熟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自然就成为首选手段了。

　　1．“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本来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问题，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但是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中就提出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和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国内形势并不是像前一阶段估计的那样严重、一片黑暗；认为“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批判了主张实行家庭生产经营责任制的邓子恢。毛泽东出的题目，把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一开始就引向了以讨论阶级斗争为中心，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讨论，也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角度去认识和提出办法了。毛泽东的讲话，把本来是经济体制的问题、人民对某些经济体制和政策的不满和改革，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是资产阶级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使党内外从上到下，谁也不敢去深入纠正“大跃进”错误和探索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了。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在抓阶级斗争的题目下，批判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196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则说：“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公报还转述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 此后，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调越来越高。

　　2．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为了继续贯彻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的“左”倾政策、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60年起，又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62年8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所谓的“三风”，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地仍然将经济调整放在首位，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冬至1963年春，毛泽东外出视察，到了不少地方，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因此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1963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东北局和河南省委两个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批示》说：“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国各地都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城市开展了上述“五反”运动；在农村则开展了“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该文件在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达。《前十条》提出的农村工作中的10个问题是：（1）形势问题。（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3）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4）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5）依靠谁的问题。（6）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7）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问题。（8）“四清”问题（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9）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10）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问题。

　　3．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和国营企业领导权的估计。

　　由于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问题，因此将许多经济规律中的矛盾和问题都看成了阶级斗争。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毛泽东等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估计。在1963至1964年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了两个震动一时的事件，即甘肃白银公司和天津小站地区的所谓“夺权”事件。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修正主义。6月2日刘少奇在讲话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  由于对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危险性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中央决定修改《后十条》和《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并且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9月18日，中共中央批发《后十条》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最重要的内容有两点，一是提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撇在了一边；二是提出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进行补课，即对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份，可以重新划定，并没收清查出来的“漏划”地主富农的多余房屋和家具。另外，在此前后，中央还批转了“桃园经验”和“小站的夺权经验”（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批转了李雪峰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和湖南市委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方有贫协组织行使权力的报告，这些指示不仅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且对基层领导机构和干部正常行使职权造成直接的冲击，不能不对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看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报送的《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简报后批道：“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谢富治上述报告中列举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1）弄虚作假，欺骗国家；（2）损公利厂，不顾整体；（3）损人利己，剥削友邻；（4）贱买贵卖，唯利是图；（5）买空卖空，投机倒把；（6）奖金挂帅，物质刺激；（7）科学实验，为名为利；（8）胡花滥用，浪费惊人。认为其根子是：（1）苏联旧企业框框和修正主义的影响；（2）资本主义（包括封建主义）旧势力的影响；（3）和来自上面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毛泽东在最后一条的后面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弊病甚至正常的经营管理都视为“资本主义化”了，并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上面”。12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谢富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12月10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关于在农村蹲点的报告上批到：对于农村中存在的严重阶级斗争和两极分化问题，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有些下去了解情况的干部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指出根源还是在上面。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的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由于毛泽东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过高，因此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引用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会议形成的“十七条”文件(后补充修改为“二十三条”，在1965年1月14日下发)，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至此，“文化大革命”已经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当在单一公有制范围内的体制改革走到尽头，而思想改造和道德建设又失灵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存在问题认识的局限（要维护这种单一公有制体制），导致毛泽东走上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方式来解决经济运行的低效问题，这不仅堵塞了国民经济调整初期出现的经营管理形式甚至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和利用市场机制的探索，而且对所谓“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估计越来越严重，其防治办法也越来越“左”，“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