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剧烈的双重转型，即经济结构转型（工业化和由此导致的城市化）和体制转型（由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体制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再转变为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后又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剧烈的双重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呈现出较高的速度 ，但是同时也呈现出持续不断的波动。从1949年至2006年的57年里经历了7次大的波动和4次小的波动。这些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性因素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还有结构变动等因素。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表现为资源约束（或称供给约束）型的普遍短缺和强烈的投资冲动（或称为投资饥渴症；）。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是一个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使经济波动的成因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和政策仍然是波动的主要原因。

　　第一节  中国的经济波动历史

　　从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今年，如果不算1949～1952年的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中国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11次波动。这11次经济波动，以1978年改革开放划界，此前为6次，此后为5次；如果以经济波动的幅度和时间看，又可分为4次小波动和7次大波动。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1949～1952年，实际上随着战争结束、体制变革和经济转型，也曾经发生过两次较小的经济波动，即1950年上半年因战争结束、打击投机、统一财经等而出现的“刹车后仰”现象：市场呆滞，大批工商业歇业等，1950年下半年政府采取调整工商业措施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国民经济很快转入繁荣；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再次导致市场呆滞和大批工商企业歇业，1952年下半年则通过落实“政策”和第二次调整工商业，开始开始复苏。这两次小的经济波动，与后来的经济波动相比，严格地说，不能算作经济增长中的波动，而是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震荡。

　　我国从1953年起，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此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先后出现过6次经济波动。

　　第一次经济波动较小，发生于1953～1955年。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并且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端。由于缺乏经验，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想大干快上，当年的计划指标订的比较高，遂导致上半年出现财政、信贷、物资和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当时称之为小“冒进”。因此下半年不得不靠“增产节约运动”来弥补财政缺口、靠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来解决供应。鉴于1953年教训，1954年计划指标降低，同时，由于1954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也影响了1955年的增长速度。这是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第一次峰谷。

　　第二次经济波动也较小，发生于1956～1957年。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担心由此不能完成“一五”计划。当时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产业是农业，而当时许多报告都认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当年普遍能够增产20%以上，这使得毛泽东决心排除阻力，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8月以后，在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压力下，在掀起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同时，出现了各行各业都大干快上的“冒进”，导致了1956年再次出现财政、信贷、物资和市场紧张的局面。针对这种局面，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从综合平衡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措施，并将1957年的计划指标有所降低，以利于改造高潮后的纠偏和结构调整。这样，国民经济增长就出现了第二次峰谷，即后来被毛泽东批评的“马鞍型”（指1956年高，1957年低，1958高）。

　　第三次经济波动很大。1958年，由于毛泽东不赞成1956年的“反冒进”，并对195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满意，同时也受“反右”运动和苏联高指标的影响，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猛烈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将其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使得他提出的“积极平衡”思想和“两本账”办法得到毫无保留的贯彻，加上“权力下放”和“人民公社化”，遂导致了三年“大跃进”和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在这次经济波动中，经济增长率（GDP）的峰顶是1958年，为21．3％；在其后1960年至1962年连续三年的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的谷底是1961年，为－27．3％。经济增长率的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为48．6个百分点。这次经济过热，导致随后国民收入绝对量的下降，直到1964年才恢复到1957年水平。

　　第四次经济波动也很大。1963年底，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从1964年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1964年的GDP增长达到18．3%，1965年则达到17%，当然其中仍然有恢复的性质，但是这与1964年党和政府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实施“三线建设”有很大关系。但是到了1967年和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国民经济再次出现连续两年的负增长，1967年是－5．7％，经济增长的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为24个百分点。

　　第五次经济波动也比较大。1969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和中共九大的召开，似乎预示着毛泽东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前两年的经济下滑和要完成“三五”计划目标，都促使1969年至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国民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GDP增长达到16.9%，1970年则达到19.4%。但是这种经济“过热”在1970年就受到资源的制约，难以为继，当年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三突破”。因此1971年后转入调整，1972年GDP增长仅为3．8%。1973年小有回升，GDP增长为7．9%，但是1974年受“批林批孔”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又降至2．3%。

　　第六次经济波动又很大。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根据毛泽东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和四届人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治理整顿，恢复了部分秩序，提高了效益，使得当年GDP增长达到8．7%。但是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受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长迅速下滑，1976年的GDP增长竟为－1．6%。这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第三次负增长，也是最后一次古典型经济波动。

　　1978年以来，国民经济虽然出现了令世界瞩目的快速增长，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避免波动。在这27年里，供出现5次经济波动，即1978～1981年，1984～1986，1987～1990，1992～1996，2003开始的新一轮增长。其中1984年和2003开始的两次波动较小；而1978、1987、1992年开始的三次波动则较大，但是都没有出现过去的那种负增长。

　　1978年开始的第七次经济波动，主要是当时党和政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顺应人民发展经济、快速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和继续贯彻“四化”目标而导致的新一轮“大干快上”。1978年GDP增长达到11．7%；而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需要调整，到1981年降至5．2%。

　　第八次经济波动发生于1984年至1986年间。1984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巨大成功的鼓舞，城市经济改革也加快了速度。“翻两番”目标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以“简政放权”、“放开搞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都促使新一轮投资热和经济增长。1984年 GDP增长达到15．2%。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过热”现象，1985年开始采取收缩银行贷款、压缩消费基金、清理基建项目、坚强外汇使用管理等“软着陆”措施，到1986年G DP增长率降至8．8%。

　　第九次经济波动发生于1987～1991年间。198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后，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从中央到地方，新一届领导班子为加快改革和发展步伐，在推行价格“闯关”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结果导致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18．5个百分点，打破了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16．2的记录。于是从1989年实际进入治理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降至3．8%，达到谷底。

　　第十次经济波动发生于1992～1996年间。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任务完成，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并作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决定，这些都促使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间，迅速掀起一个快速发展的浪潮。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4．2%，GDP比上年增长14．2%。到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61．8%，GDP则比上年增长13．5%。与这种高投资、高增长相应，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94年比1993年增加21．7个百分点，成为建国以来物价上涨最高的年份。针对这种经济“过热”和混乱局面，从1993年下半年起，开始整顿经济秩序和实施经济“软着陆”政策。到1997年GDP增长率降至8．8%，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则仅比上年增长0．8个百分点。

　　第十一次经济波动发生于2003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后，各地加快了现代化的日程。2003年，我国的GDP增长率达到9．1％，如果分季度看，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9．6％和9．9％，显然，如果不是受“非典”的影响，全年GDP增长率会突破10％。值得关注的是，到2004年第一季度，出现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煤电油运紧张态势，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则高达47．8％，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同比达到9．8%。这既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说明经济出现“过热”的迹象。 针对这种情况，2004年4月开始，政府开始了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原来国家统计局预计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同比将达到11．4％，但是实际为9．6％，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同比为31．0％，比第一季度降低16．8个百分点。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平稳趋势。

　　第二节  中国经济波动的成因和特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