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争议地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因此在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及政策措施就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最重要的因素。它们集中体现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上。

　　　  自近代以来，工业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而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即完成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任务。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完成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以后，如何加速工业化的实现，就成为首要问题提上日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国工业化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无论是最初的工业化理论思考还是最后的现实选择，都被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问题。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1]同时他还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也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 

　　可以说，在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建国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和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中共对新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摸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恢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1950年（估计为朝鲜战争爆发前），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认为，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论述了中国应该采取这种工业化道路的道理。[3]这种看法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自我积累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而要尽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道路及其成就（为打败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就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楷模。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的工业化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模式，遂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因此在1953年前后，工业化道路问题成为经济界和理论界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以1953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标志，全党形成了统一明确的认识，即中国必须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4]在工业化的标准上，基本沿用了苏联的标准，即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的比重。毛泽东在1953年谈到中国的工业化时就指出：“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或者达到60%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70%。”[5]在工业化的速度上，则估计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用15年左右的时间，这也是参考了苏联当年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这个认识也就成为中国编制“一五”计划的基本依据之一。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