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6] 1952年8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制订“一五”计划时也明确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一点在后来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贯彻。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结论时，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核心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同年9月24日，作为庆祝建国三周年的口号，中共中央将其公之于世。

　　在此以前，中共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毛泽东主持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7]

　　尽管中共党内高层关于工业发展道路曾有过不同的思考和想法，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是中共建立在对中国现实条件的反复考量，以及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基础上的。

　　（一）对国家安全与统一问题的考虑是重要因素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共高层的震动很大。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战争就是拼钢铁”。我们武器装备不如人，关键是工业发展程度不够。尽管这一结论不一定全面，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也是那时对于工业化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对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前人。战争的爆发，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当时形势紧迫，似乎西方国家不可能给中国太多的和平时间，让中国四平八稳地逐步进行工业化建设。战争是靠实力来说话的。所以中国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的发展又是以重工业为依托的。在这种情形下，认为可以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逐步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的看法自然在党内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况且，发展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也需要工业的巨大支持，否则农业耕种的机械，灌溉的设备，化肥和农药从何而来？全部靠苏联援助吗？苏联本身就资本匮乏，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可能全部支援中国，就算支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美国为首的国家此刻又对中国封锁了大门。所以中国只能靠自力更生，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保证自己的民族独立。

　　（二）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示范效应

　　苏联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20世纪前半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的短短12年之间，苏联整个工业增长35.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6.9%，其中重工业增长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8]由于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将近百年的历程，不仅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且在欧洲的实力跃居首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国。苏联的工业实力，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并且，通过工业化的发展，苏联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骄人成绩，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也备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崇。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俄为师”，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历来以苏俄（苏联）的做法作为重要的参照。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与当年苏联比较，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 [9]最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认为“苏联过去所走的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10]

　　（三）重工业的不发达是制约国内其它产业发展的瓶颈

　　从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重工业生产部门将为国民经济其它部门提供原材料与机器设备。而从当时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现实来看，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难堪此任。即使当时选择了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的轻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仍需要一定数量的工业原料和机器，而当时的重工业则成为整个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钢材和机械制造方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来讲，想完全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是不现实的。况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际上已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期望通过进口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现实中也是难以行通的。

　　（四）重工业的内部循环性

　　工业投资扩张，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的加速扩张，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国的确急需发展工业外，政府政绩考核的压力、党政换届等，都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急剧增长。重工业投资的迅猛增长，直接吸纳了上游产业可能出现的过剩产能，从而激起上游产业部门的再度扩张，形成经济景气在重工业生产部门内部的加速自我循环。同时，政府所直接经营的国营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投资饥渴”和经济运行中的“短缺”，这都促使工业实现内部化的增长。虽然这种自我循环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但短时期内的确促进了重化工业的迅速膨胀。

　　当然，影响中共选择工业化道路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论述，就对中共工业化的理论准备产生重大影响；1840年以来中国因经济落后而屡屡受到侵略压迫的教训等等，都会对于中共决策产生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国情的把握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苏联模式的示范性是中共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最为重要的几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