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2009年就要迎来60岁的诞辰。回首这59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以来160多年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道路和模式最为成功的时期。
一、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在世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时候,中国曾经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巅峰。但是当世界从欧洲开始进入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以后,中国则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于是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200年,即1840年,庞大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被英国这个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新兴的国家所打败,从此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中国人民受尽了欺负和屈辱。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和其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及其他改良派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奋斗,都失败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下,通过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中国的现代化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清除了制度障碍和提供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独立。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贫穷落后面貌,则不是能够通过革命来消除的。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加快工业化步伐,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的59年里,就经济体制的基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计划还是市场)来说,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大致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在这个时期,即1949-1978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实行了高积累的发展战略,为推进工业化付出了的巨大热情和劳动;另一方面,为了寻找发展经济更快的道路,又在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了频繁的变革,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八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八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同时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材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2.1958-1978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化大革命”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1]但是这个经济发展成果是靠高积累、低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在从就业结构来看,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共有19310万人,到1978年,农业劳动者增加到29426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产值仅增长84%,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少。如果考虑到197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7年下降4.55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95.8倍,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更为严重了。
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2]人均食品消费情况:1957年人均粮食612斤,棉花5.2斤,油料13.2斤,肥猪0.11头,猪牛羊肉125斤,水产品9.8斤,到1978年,上述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仅为粮食637斤,棉花4.5斤,油料10.9斤,肥猪0.17头,猪牛羊肉17.9斤,水产品9.7斤,多数增长不大,少数还有所下降。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4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3]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无论是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还是与中国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相比,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