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工业化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中国自秦统一以来2200多年里，在传统农业文明阶段，既没有经历过一个西欧那样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在工业文明阶段，也没有因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解体，最终继续保持了一个大国的独立和完整（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与这种绵延2000多年的大国相匹配的，是中国独特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遗产，是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的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一方面利用现代政治和经济手段，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将其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和建国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1953年以后，又将其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开展的。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政治动员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保证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施，但是由于取消了市场调节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经济的低效率。
在上述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5]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发展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取消，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大量引进外资，使得工业化中的投资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政府的角色也逐渐由唯一决策和实施者向领导和协调者转变。1992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尽管大的体制框架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间，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1995年10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明确提出了政府角色的转换。在这里，怎样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和如何确定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领导协调作用，是转换过程中最为突出和紧迫的两个问题。
综观59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可以看出曾经经历了一个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50年代通过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府不仅将宏观经济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而且将微观经济的经营决策权也集中到各级政府手中。60至70年代改革开放前，则是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努力维持这种经济权力集中于各级政府的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在农村“包产到户”和吸引外资绩效的诱导下，同时在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和企业要求“放权让利”的呼声中，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国民经济的管制，取消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同时也由于国营经济效益不高，政府更多地放弃了它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仅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比重，退出了一些竞争性领域、开放了一些过去垄断的领域，而且对国有企业也逐步实行了政企分开。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加上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政府的经济职能已经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失灵”，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责。
（三）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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