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

　　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

　　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汤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

　　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来，把猪肝猪肚藏起来，卖给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或自己弄回家去。这样，肉案上只有“丹顶鹤”(大肥肉盖了薄薄的一点瘦肉)，“白天鹅”(全是大肥肉)了。这里的顾客以知识分子居多，对此很有意见。当时，在那三个人中，还就数那位组长耿直、正气，总是把别人藏起来的好肉搜索出来，一边骂藏肉的人，一边卖给大家。可是在公布打倒刘少奇同志那几天，我去买肉，却见肉案那里，挂了红布为底、黄字显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横幅，大书“打倒××、××、××刘少奇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最后叉的是那位组长的姓名。看到这些，人们都有口难言，因为当时江青一伙就是提倡“矛头向上无害论”的。乱抓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江青集团的又一个恶行。

　　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期间，我们的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医术较高。其中一个在对学院问题的一些看法上与院革委会、特别是革委会的某常委不一致。有个星期天，那位医生并不知道那天会全体加班参加积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镇。有人见到她在一家商店门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级作了汇报。黄昏时，医生刚从镇上回来，就被罚站在桌子上搭的凳子上，左右前后直摇晃，吓得她面色苍白。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的“理由”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某常委为了利用这个“典型”，“教育本人”，“教育群众”，亲自出面追问她：“你吃的白薯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流行的逻辑推理，她应该答“是贫下中农种的”，可她偏偏哭泣着说：“是我用钱买的。”于是，那位常委又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的处境，她应当说：“是工人、贫下中农创造的。”可她偏偏说：“是财务科发给我的。”那位常委再问：“财务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企图要她说出的语意是工农创造的，我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可她偏偏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那位常委厉声追问：“银行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意在步步深入，逼对方说出他认为贴边的话，以便作下面的文章。殊不知，那位医生偏偏不能理解这位常委究竟要怎样，急得直哭，泣不成声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哪里晓得他们银行是从哪个印刷厂拉出来的钱呢！”这好像是个笑话，但确是事实。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

　　江青等人的恶行影响所及，闹出许多笑话。我们学院有个总务处长，过去在部队时，为林彪站岗放哨。一天，他与一些同志读报纸，看见上面宣传说，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意之间冒了几句：“林彪哪里健康呀，他是见不得太阳的，汽车都要开进屋子里才出来，又怕阳光又怕风。”这个同志说这些话，顶多是有点逞强好胜，摆摆自己有点亲身的经历罢了。可有人把他这些话向上级作了反映，他又跟院革委会另一位常委不和，立即被专案组立了专案，打成恶毒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一三”以后，传达了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事情，按说，这位原来的总务处长，该解放出来了吧！不然，专案组又揪住人家，强令这个林彪的老警卫员交代林彪、叶群、林立果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怎么搞阴谋的。说这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大事，不交代不行。这位同志十分委屈地说：“我为林彪站岗那段，他还没有当国防部长和副主席呢！我在外面站岗，哪知道谁来了，谈了些什么呀？”“那时还没搞‘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交代他们的阴谋活动啊！”这位总务处长，最后终于被逼成半身不遂，瘫痪了。还有一次，康生在接见几个造反派头子时，号召他们抓特务。他说：“主要是从一些通外语的人当中去抓。他们里通外国，说的话别人又不懂，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搞些什么呀！”在康生的煽动下，当晚，外事口各单位，就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事情，打死了好几个无辜的同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罪恶事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虽然大家闷在心中，敢怒而不敢言，但群众心中蕴藏的愤怒，犹如一堆干柴，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引发熊熊烈火。

　　1976年，已经完全不同于1966年了。十年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了。1月8日，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昼夜操劳，忍辱负重，为平毒焰，积劳成疾，仍辛勤工作，竟与世长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亲眼得见，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反映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阴一句、阳一句批判的所谓“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用生产压革命”，实际就是在为人民谋取利益。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群众的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他在个人的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范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就为人民群众所赞颂和景仰，因此，人民群众是热爱周总理的。但江青等人却处心积虑要整周总理。

　　1967年，“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那伙人暗指周总理也提出和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4年以后，又诬陷周总理搞“复旧”、“复辟”，“继绝世、举逸民”，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用心一次比一次歹毒。他们先是以“5·16兵团”的名义公开炮打，后是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手段影射攻击。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起到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相反，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热爱。江青反革命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江青等人整周总理，反而使群众觉悟了。不管在群众运动中对反周总理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击的人们，抑或是曾经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们，都觉醒了。周总理逝世，亿万人民痛哭失声。悲痛不已的群众，纷纷要求扩大瞻仰周总理遗容的范围，加强全国哀悼的气氛。

　　盘踞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却与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他们一方面咒骂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哭丧妇”，是搞“四旧”，是“孝子贤孙”；另一方面他们也预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不能够再骗人了，他们也骗不了人了。于是，他们就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群众“用死人压活人”。江青迫不得已走到周总理的灵前，向周总理的遗体三鞠躬，但她故意在鞠躬时不摘掉帽子。她玩的这个卑劣的小动作，当即就被广大群众识破了，在许多人集体观看电视的场合，人们当即就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把帽子摘掉！把帽子摘掉”！江青等人不许群众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企图把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上。但是，人民群众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当时全国城乡白花点点，全国各地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同悼伟人。他们说对了，人民群众就是要用逝者之圣，压倒他们这些生者之魔！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立即又参加进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悼念活动中。在周恩来总理灵柩移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当天，人们早在凌晨一两点钟，就扶老携幼，自发地冒着凛冽的寒风来为总理送行。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几十里路的长街上，组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两道厚厚实实的人墙。人民群众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心情，其实此时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增权)、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第二外语学院，到我家来串门。这两个青年和跟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早在1967年七八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哪一派的干部，都要一律“解放”出来，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要“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在当时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聒噪干部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人，不可靠，要大换血的形势下，的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我跟他们在运动前毫不认识，但是，当第二外语学院发生乱批滥斗、胡抓乱揪的情况下，在我被斗时，才认识他们的。当时，每当我遭到揪斗围攻，他们就主动站出来保护我。因此，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由此可见，林彪、江青之流搞的那套东西，在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在邮电部群众中怎么办，在总参测绘局群众中怎么办，在第二外语学院怎么办的问题，并决定动员从第二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外文图书发行所、三机部、新华社的学生，邀约他们参加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

　　十年内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担当了工作，还未及正名，就受到冲击，被打成“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小爬虫”、“变色龙”。由于我被国民党逮捕过，坐过牢。当时，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一抓“叛徒”，不是叛徒也是“叛徒”。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是“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这依当时的许多搞法来说，的确是“合乎逻辑”，也“顺理成章”的。有的红卫兵娃娃看了我的档案，听了介绍我的案情，特别好奇，偏偏争着要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派他们参加对我在重庆的历史进行调查。可是每次调查回来，我的情况恰如我过去的自传中讲的，专案组提出的疑问一个个地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但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还是怕漏掉了大鱼(大叛徒、大特务)，又专门先后三批派出调查人员，排除了学院内部的人，每次出发前都专门要我向他们交代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甚至我提出介绍可以，不要说我“吹嘘自己”，即使以后也不能用我“吹嘘自己”来讽刺挖苦我的意见，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允许我尽情地说。这种调查本来应该是特殊保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回来，有的对我竖大拇指，有的对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真棒”，“调查你的情况我们好像看了一部惊险小说”。这样，凡是加给我的帽子，经过调查研究，不得不一顶一顶地给我摘掉了。军宣队还在内部专门召开过一个比较大型的介绍我的案情的会议，承认我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是与狗争食的。自幼跟随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也不能放过我，说我解放后是“变了”、“修了”，其根据是我家被子堆了一大叠(我有五个孩子)，星期天节假日总要炒个回锅肉，喝二两二锅头。这样宣布了对我的第二次“解放”，还发给我“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红宝书”和毛主席纪念章。经过如此梳过来篦过去，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我倒成了第二外语学院这块小天地里的一个“名人”了。在反对我的人们当中，我在啧啧议论中成了“名人”。在同情我的人们当中，我在点头微笑首肯中成了“名人”。

吴江、乔文祥同志回到第二外语学院来，也就是想利用我这个被栽上的“名”，又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地位，发挥一些影响，在与“四人帮”的大搏斗中起一些作用。我把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在我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二外院原来的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新调来的同志。在原二外院的同志中，原来分别参加三派组织的人都有。但是，在大家体察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攻击周总理之后，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大家都默默地考虑到一处来了。群众组织的各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康生)不是好人。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