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张、姚、王对付审查的态度上看，江青主要是一方面摆出夫人的谱儿，端着架子，显现出她是何等的重要，甚至骂人、训人，高抬自己；另一方面，在她的这一招碰了壁时，也说一些软话，乞求询问不要追得太紧，松一松“绑”。姚文元是尽量以“良好的态度”，力图以他三寸不烂之舌，把他们的罪行栽到毛主席身上，把一切祸国殃民的结果都推到执行上。王洪文则是在一般问题上侃侃而言，“吐吐吐吐吐”。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他就假装“健忘”。张春桥真有一副老牌特务的嘴脸，在询问中还哼哼哈哈，言语不多，还都说在要害上。江青有重大叛徒嫌疑。她在山东入党以后，又脱党，1935年到上海，与“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主办她的案件的人，是先大启、赵玉珊、阎松年。但是直接与江青交往的是赵玉珊。赵玉珊又称黑大汉。在江青刚入“中统”监狱时，起初还有些名演员的傲气，被赵玉珊一耳光打掉了，从此她低声下气，经常陪“中统”特务饮酒作乐，拉拉唱唱，往往深夜才被送回监房。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中统”释放了她，她就到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康生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和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污蔑诬陷，其名单就是由康生提供给江青的。全国解放以后，江青急匆匆地跑到华东地区，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查找赵玉珊的下落。后来查出，赵玉珊因为其反革命特务罪行，早被我公安机关处决了，她才作罢。但是，江青万万没有想到，赵玉珊当时所在的“中统”特务机关的上级领导先大启，却落入了我公安机关之手。这个先大启，早在1958年5月19日，就在狱中交代了“李云古”在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向赵玉珊、阎松年自首的问题。1968年2月20日，又交代了一次。然而这时先大启还不知道“李云古”就是当前赫赫有名的江青的别名。以后，先大启被释放出狱，而且在四川省人民政协当了委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多次揭发了江青的叛变行为。

　　毛泽东很高兴学生听他讲课。他在延安讲课，江青总是专心地听，仔细地作笔记，而且她专门练就的那一笔狂草，也模仿毛泽东。后来我把江青的字与毛泽东的字迹相对照，感到的确颇有相似之处。哪里知道，人家早就起了这个心呢！但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则对江青毫无好感。早在建国之初，我在西南局新华日报工作，就听一些老同志骂江青，还说元帅、将军们早就有意见，了解主要对象说她不配……当然，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只有把骂埋到心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用煽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来诋毁分配上有差别的政策，并以此为来攻击和陷害大批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高级民主人士。她把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差别，骂为搞“特权”、“特殊化”、“反革命修正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上，她却是真正在大搞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特殊化，十分腐朽。在北京，单她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钓鱼台一幢楼房，颐和园一处小院。还把旧中国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也不敢据为己有，解放后一直为人民群众游玩的场所——北海公园——关闭，供她个人跑马、游乐、享用。她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动”、“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凭空提出建国后十七年存在一条“不写正确路线、尽写错误路线”的文艺黑线。把许多写红军、解放军、地下革命斗争的作品打入另册，诬陷作者、导演、演员、层层经手和审稿的同志是“黑线”，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她在政治需要上拉拢的人们的荒淫无耻的需求。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几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着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边嬉戏，丑态百出。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有一年春节，江青对她的秘书、护士、警卫人员说：“今晚我请客，你们到食堂去把自己的那份饺子皮、饺子馅打来，在我这里做，大家过年，我出火。”人们不得不按她说的办，但在场的人们后来说没有一人过得愉快。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回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在青岛吃的雪里蕻味道鲜美，就叫大师傅给她买。大师傅买了，用香油味精拌好放在桌上，她只夹了一筷子，却硬说这个雪里蕻，不如她当大车店老板闺女吃的那个雪里蕻味道好，用筷子头使劲把盘子一戳，生气地说：“我不出钱，这个钱不准记在我的账上！”结果还是大师傅掏钱结的账。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析，当然江青也不是在乎这几分钱，她就是要在人前逞霸道，耍权威，以折磨他人为乐事。所以毛泽东曾经多次骂她是个“流氓”，是“女流氓”，是“政治流氓”。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忍气吞声地在她那里工作的。江青不仅没日没夜地无理训斥他们，谩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她诬蔑护士小周给她拿的药不对，就硬给人家加上一顶“特务”的帽子，扬言非把小周送入大牢不可。此事竟然闹到周恩来处，周总理想尽办法把小周保下来，送到了别的工作岗位。江青自己享受着高级待遇，享受“特供”。她起个意，张张嘴，就可以搞公款宴请。但她却说她的钱不够用。

　　毛主席写了大量著作，按照规定，这些著作的稿费，是属于老人家自己支配的。但毛主席一生简朴，平时两菜一汤，一个豆豉红椒，顶多加个芷菇红烧肉。他把稿费放在中央办公厅，由他批准支出。他曾用它来资助亲友，偿还因留法勤工俭学同志欠下的“人情债”。江青瞅准了毛主席的这笔稿费，向毛主席要。主席同意了，让她写张领条。她写了十三万，主席没同意，只批了五万，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江青却嫌少，生气不领。毛主席说，不要就不要，摆在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毛主席的稿费一度交由二办保管，我们都亲自看过这个申领十三万而主席只批五万的条子。原来她对毛主席，就是这么个态度。江青，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她搞投机，到延安后，以追随进步、追随革命的假相，获取了暴利；但骨子里还是那些最丑恶的品质，一碰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她就要出来兴妖作怪了。她野心很大，“文化大革命”中，她到处煽风点火时，就经常利用她攫取的特殊地位，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会见干部群众时，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毛泽东说：“你不能代表我，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就是针对这个而言的。)江青到处招摇撞骗，还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鼓吹汉承秦制，吕继汉统。

　　实际上，她这是意欲步其后尘，跑出来抢位抢权，为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封建女皇制造舆论。她心毒手狠，凡认为妨碍她的，不管过去的、当前的，或者以前是她的亲爱者而今天反目的，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她善于拉帮结派，只要有利于她，哪怕明知道这个人有罪恶的历史或品质恶劣、流氓行为，她也讨好，笼络，与其紧密勾结在一起，共同为非作歹。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来是她的合作者，一看不行了，就用“是我亲自把他们端出来”的丑态表功，把对方打入地狱。而对她所能利用的对象，只要还可为其所用，就举行宴会，了解主要对象请他们看“内部电影”，以达成结伙的目的。她脸厚心黑，惯于当面说谎，当众造谣，撒泼放刁，反咬一口。明明是她干的坏事，她却嫁祸于人，对之施行镇压。甚至在隔离审查当中，她当面说过的话，马上就可以赌咒发誓地进行抵赖，矢口否认。她深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选拔出来审查她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培育多年的干部，对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是有相当认识的，对毛泽东本人，是有深厚感情的。她为了逃脱当前的不利处境，以备来日之图谋，竟几次低声下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企图摆脱审查者对她的错误和罪行的追询。以后在国家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她的时候，审判长在宣判：“江青，判处死刑……”时停顿了一下，把她吓瘫了，而当审判长继续宣判：“缓期执行二年，以观后效”时，她松了一口气，又跳了起来。她对在隔离审查时看管她的管理干部说：“我大概一辈子都要住在这里了，以后这里的一切，就要听我的安排……”她是想在毛泽东说过的工厂要以工人为主，学校要以学生为主之外，另立一条，一口咬定隔离审查机关也要以被隔离审查的对象为主。她成为隔离审查的对象，竟然还想主宰这里的一切，活脱脱儿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对象。

　　张春桥是一个具有老牌国民党特务劣迹的人。早在1932年，他在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就一方面伪装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暗地里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密告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使这几个学生被开除了学籍。程鸣汉在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后，被国民党判了无期徒刑，死于狱中。1935年张春桥到上海，也是立即与捧江青出名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相勾搭的。他办刊物，写文章，领崔万秋发的津贴，并在1936年3月15日化名狄克，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攻击鲁迅。1937年，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组织下，通过复兴社另一个特务赵福成(君弼)的掩护，在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的老婆叫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一方面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另一方面却利用他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由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又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许多丑事，出于这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原因，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江青、张春桥之间的勾结，是一种什么样的勾结。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一些什么人的摆布和利用。

　　在司法机关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时，有的人看见张春桥拒不回答特别法庭的讯问，气愤地骂：“真顽固透顶”，“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也有个别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头也是一条好汉”的流氓意识的影响，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不分敌我地说：“张春桥毕竟还是有傲骨的！”前者是义愤，后者属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并不了解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事实上，张春桥被抓起来以后，对当时审讯他的人，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就借口风庆轮问题，在政治局闹事。事实是，我方制造的一艘风庆轮，在远航欧洲当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按照国际惯例，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的。风庆轮这么做了，但在国际救援尚未到来之前，轮船又修好了，开了回来。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江青集团却利用风庆轮发出过请求支援的信号，就说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典型，是“卖国主义”，要抓“反革命分子”，要严惩风庆轮的领导，追究交通部的领导。江青作了长长的文件批示，要求传阅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表态。在会上，她又攻击邓小平同志只圈阅了这个文件，没有表态。邓小平当即表示，他对风庆轮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不能表态，从而顶撞了江青。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大吵大闹，张春桥甚至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伙人在会上的表演，虽然是形秽意毒，但是终究是在会上发泄的，是公开的。问题在于，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江青就拉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并决定派王洪文在次日背着正在北京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同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秘密调飞机去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总理在医院见到许多去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达到欺骗的目的，他们的恶毒用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斥责。毛主席说他们是“上海帮”、“四人帮”，说早就叫他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毛主席还是坚持在周总理生病期间，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讯问中，问到他们去的目的，姚文元、王洪文都作了交代，是看见周总理因病不行了，要“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在答问时虽然故作不知什么是钓鱼台十七号楼，但提到王洪文从长沙返北京时，带回了许多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也一起吃桔子的事，也与其他人谈到的事实吻合。后来，我们又对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进行询问。我们先从风庆轮的问题谈起，谈得很平和，很随意，忽然平和地问：“你们准备在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吞吞吐吐地说：“他们(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意思是要我……。”张春桥正是在这次交代以后，就心情沉重，不大说话了。我们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张春桥是都可以上推下卸，说成是对“造反”精神的“领会”，试图推个一干二净的。但这次，却在急切间交代了以他们的班子来代替原来的国家领导人的班子，暴露他们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意图，他感到性质严重了。如若加上他历史上的罪行，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就完了。因为这样一来，只说是认识上的偏差，只是执行中的错误，就都说不过去了。姚文元是叛徒、中统特务姚蓬子的儿子，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

姚蓬子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1934年叛变出狱后，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特务，每月领取津贴费1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姚家与徐家从此相好。徐恩曾是叛徒特务分子，徐的姘妇费侠也是叛徒特务分子。为了达到两家政治上的勾结，徐恩曾、费侠收了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为干儿子。像姚文元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只要放在他不断发迹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坚持了用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确的方面，但在某些工作上也受到了“左”的影响，水求至清，人求至察。在对干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否清楚，实质上要求的是必须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论。二看社会关系，要一点不带渣子的。三看是山沟里出来的抑或是城市里长大的，认为山沟里出来的受资产阶级影响小，山沟里出马列，而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就复杂。四看过去的工作是属于在第一条战线上拿枪拿炮跟敌人面对面作战的，还是属于做白区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后者则要受到不断的怀疑，运动来了总容易成为审查的对象。这些虽然都是错误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时有的地区和单位往往是这么搞的。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成长环境，生活地方而论，他当个普通干部、小学教员，都难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么他就能青云直上，不仅当上了“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大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中，就其主流来看，是应当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查清了许多人的问题，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调离了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纯洁了内部，保卫了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那段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的工作还不够过细，漏掉了坏人和误伤好人的情况都有发生；二是有相当一批单位和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的方针，出现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桥梁作用领会不够，在处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是就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来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像姚文元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人，弄到那么高的地位，只能解释为是适应了反右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需要，适应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篡党夺权的需要。姚文元变成了他们的所谓“金棍子”。

　　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对姚文元进行了讯问，他一直把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桩桩件件都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们指出了他们背着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密谋与次日的行动，指出了他们对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批判了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打着老人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攫取名誉地位，而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则把一切推给老人家。这是一种恶劣的思想品质，是剥削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在把王洪文弄出来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是工农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算一个“好的接班人”。这种说法本身，反映了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唯成份论的观点，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事实上不符合实际的。王洪文在家里，还是一个娃娃，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在部队，他是在文工团吹黑管的；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他不愿当工人，整日里游游逛逛，打扑克，下象棋，混日子，聊闲天。后来混上个工厂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一来，王洪文就以所谓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为幌子，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当时在我们国家，真正从农民到战士、到工人的，何止千百万。讲德，王洪文是个流氓习气浓厚的家伙；讲才，他胸无点墨，毫无政治文化素养，怎么能具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条件呢。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他被指定为党的副主席之后，他见论地位他比不上江青，搞阴谋诡计不如张春桥，舞文弄墨搞不过姚文元，就成天吃喝玩乐，给他看的文件也让别人为他圈阅，以混日月来待变。

　　王洪文是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流氓打砸抢分子。“文化大革命”建立群众组织，需要红布做红袖箍，他就带人抢了布店，抢了红布，解决了做红袖箍的问题。他以此起家，然后，又搞了上海安亭事件，上海柴油机厂的大武斗，康宁路大武斗，在武斗当中出了名。在他的手下，搜罗了金祖敏、祝家耀、陈阿大这么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做“小兄弟”，拉帮结派，横行霸道，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器重。当然江、张、姚实际上也看不起他、轻贱他。说器重，无非在利用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打仨擒五的能耐而已。在名义上，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江、张、姚之上，实际上，四个人绑在一起，他是听喝的。王洪文往往被江、张、姚骂为不干“正事”，但王洪文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却是占上风的。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当时，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他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尚嫌不够，还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他的秘书廖祖康则为他看文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玩牌、下棋、钓鱼、打鸟、打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有时还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地喂进他的嘴里。他在北京设宴，要用飞机从上海接来专门做法国菜的厨师。他在上海宴请他的小兄弟，这伙流氓分子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每人拿两条高级香烟。就是这么一个流氓分子，暴发户，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嚷嚷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审查讯问的过程中，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似乎很能“悔过自新”的样子。但接触到实质问题，重大问题，他就当面扯谎，抵赖，装得傻而糊涂，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具体地叙述。

　　毛远新是在新疆为革命牺牲的毛泽民同志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儿。他的母亲，在毛泽民同志牺牲以后，与江西省一个老革命同志方志纯结了婚。他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就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映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反对打砸抢抄抓的，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错误估计形势所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因此，当他去吉林延边时，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革命领导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因此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毛远新审查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专案组在审讯毛远新时，袭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对他大轰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尽管毛远新过去是搞这套名堂的老手，但别人用类似的这些他熟习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时的审讯中，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领导上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候的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式，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当我们与他有不同的观点时，我们宁可等待下次、以后继续谈清楚，也不与他顶牛，不与他争吵。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取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了十五年到二十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