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宣传的是十七年我党所执行的革命路线，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进行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林彪、江青等人却不断煽动要打倒“黑线专政”，胡说什么各级党和政府都“烂掉了”，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要闹得谁也不睡觉”。对“修正主义”的势力要进行“文攻武卫”，要打倒“旧政府”、破坏“旧秩序”，造“修正主义”的反。对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基层单位，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段历史是不容歪曲的。

　　在1975年，江青一伙搞“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被毛主席斥责为“三箭齐发”。此后的一天夜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在一起，前四人一面放大会录音、修改录音带，妄图欺骗毛主席，减轻他们的罪责；一面就互相逗趣，合伙谩骂周恩来同志是“老保”，是“救火队长”，是“保旧政权”的，胡说他们与周总理之间的斗争是什么“新文革”与“旧政权”的斗争。谢静宜在隔离审查中，一句一泪地向我们交代了这件事情。周恩来同志的确是披肝沥胆，保卫着无产阶级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红色江山，保卫着党、政府、军队、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的高级干部，保护着许许多多受害的人民群众，到处扑灭着林彪、江青集团所纵的漫天漫地的烈焰毒火。毛主席似乎是居中的裁判。但他老人家深怕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掉，往往是偏袒纵火者一方的。只是在林彪、江青集团闹得实在不成样子了，例如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造成了恶劣影响，他们一伙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国际上的大问题，他们搞“揪军内一小撮”，触发了整个形势的恶化，毛主席才出来说几句公平话，压一下林、江的气焰。

　　这种纵火与消灾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斗争，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造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这些坏头头，都是围着“中央文革”的坏人的指挥棒打转的。两种形势判断完全相反。周恩来同志宣称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江青一伙所说的这个大区烂掉了，那个大区烂掉了，这个省在专革命的政，那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受到专政，是截然对立的。在外事系统，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对待陈毅同志的身上。

　　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直强调：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而陈、康、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毛主席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的事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在审查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据我们观察，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在谈话中，王洪文在一般情况下的表现，还是装得愿意交代问题，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么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但是，他对这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恩来，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跟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到他为什么在去长沙之前，不就近在北京向住在医院的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他那副既要装个老实，又很狡猾的狼狈相，都禁不住心里在骂：“这个流氓！”大概因为有“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那句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张、姚、王都回避提到周总理，矢口否认自己反对周总理，把罪责推给受他们蒙骗的群众。谢静宜对于他们在修改“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时，肆无忌惮地诋毁周总理、诬陷周总理的交代，算是对他们的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口子一开，他们也就难以堵住了。

　　有一次，我们就所谓的“伍豪事件”问题，找王洪文谈话。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1932年2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3月4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把它拿了出来。对此，江青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毛主席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我“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他紧张得大汗涔涔，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我……怎么会……”我们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又说：“这这这……倒是我我我……我的字……”如此，就把王洪文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耍流氓无赖的嘴脸，彻底揭了出来。姚文元的特点，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被动地行动、被动地执笔的人物。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说他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写的，写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的，毛主席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他只是个执行的问题。他故意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国保障北京，北京一个人一个月也只发二斤肉票，一个人排队只能买两毛钱的肉。就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那种情况啊！”

　　针对姚文元的假面具，我们有一次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么，更是错了。”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说，去做，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抑或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毛主席做出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毛主席不能够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和材料。毛主席当时完全是靠“四人帮”所汇报的内容来判断情况的。由于“四人帮”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以毛主席那样英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在“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运动上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群众、无中生有的错误结论，正是这样作出来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又用这些经验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他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四、五亿人口的国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无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假的汇报的时候，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的时候，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产生把假相当成了真相的问题，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判断天安门运动上犯的错误，正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偏执，又听信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假汇报而发生的。

　　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的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巨大玻璃窗，观看天安门的现场。到夜晚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所派出的记者反映，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江青听后，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奔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做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定为这个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对天安门运动，起初是准备派部队进行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卡车，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但姚文元的说法，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三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在南京爆发的人民群众痛斥当时《文汇报》造谣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从而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斗争，故意与北京天安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混在一起，一并斥之为“反革命”。姚文元在日记中还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指出，正是他们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才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我们拿出这些事实后，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语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早就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须说明的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这次，他才提到自己“罪行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麾下，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

　　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或雷同，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终究没有完全的一致。历史人物终归是历史人物，是不可以把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划上等号，甚至用来指导现实政治斗争的。康生之流却抓住李秀成这个事件，设下一个政治圈套，罗织罪名，用来整处于敌我之间犬牙交错、与敌伪顽进行了艰苦斗争的原北方局和南方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这是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大阴谋。按照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作为，似乎是主张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在被捕、被俘以后，不能跟敌人斗智，只能赤膊上阵跟敌人拼命的。是不能针对敌人内部的矛盾，加以利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能跟敌人对骂、对打，搞全武行的。不这样做，就是叛徒。按他们的观点，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统治区和营垒里活动时，不能有应付敌人的一面，只能挂着招牌，呼喊口号，否则就是有妥协之罪。可惜，恰恰是江青自己，竟在敌人的特务机关跟敌人去拉拉扯扯，唱戏喝酒。他们的这些主张，即使单纯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也是“飞行集会”错误的翻版，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在《论政策》中提出的白区工作要“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违背了毛主席指示共产党员在日伪区、蒋管区工作时，要以和谈为斗争手段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对敌人战而胜之的理论。他们的这些歪论，就是在常理上也是荒唐的。

　　由此可见，“四人帮”、康生之流利用戚本禹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的文章，并不是要在学术上、历史上、政治上立什么论，而是要用它来对准领导过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领导过南方局的周恩来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人民群众说林彪、江青之流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十分入骨的。因为林、江他们十分明白，北方局和南方局的工作范围，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白区的地下工作和与敌伪顽犬牙交错地区的工作，他们就要用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破题。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所谓抓“叛徒”、抓“特务”，说什么“武汉缴枪”，说什么“伍豪事件”，无不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然，为什么明明有严重叛徒嫌疑的江青，明明有特务劣迹的张春桥，他们根本不准碰一下。群众只要提点意见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呢？为什么像张志新、李九莲等坚持正确立场的人，却被他们杀害呢！戚本禹实际上是为他们的阴谋“建了头功”，因而才成了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一露头角，就表现得异常地猖狂。在许多群众场合，他对各位老帅、老将军和副总理、部长们，可以随意指斥，任意诋毁诬陷。在私下里，他可以利用其操纵的红卫兵组织，一会儿抄这个中央领导人的家，一会儿抄那个部长的家。有时又用北京红卫兵的“天派”，进攻“地派”，有时他又反转过来，用“地派”，围攻“天派”。甚至连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群众场合讲话，他都敢打断，当面顶撞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份，戚本禹在江青、康生的指挥下，利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恶毒攻击周总理，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同志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同志，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1968年，“中央文革”又无中生有，造谣说什么“5·16”兵团是整“中央文革”的，是反对江青的，借此在全国掀起了大抓所谓“5·16”分子的运动，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一大批群众。当时戚本禹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在中南海组织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的多次大会。他借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过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造谣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他们操纵该校的所谓“老八一”、“新八一”两个造反派组织，以争先批斗刘少奇同志为钓饵，互相打斗，进行练兵，然后发动了全市性的群众运动，煽动部分群众包围中南海，妄图把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逼走。戚本禹一会儿在北京支持“天派”，一会儿又支持“地派”，让两派互相争斗。他们还纷纷派出联络站、联络组、联络员、记者，搞乱北京，搞乱全国，冲击人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党政军要害部门，想以此达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中夺权的目的。戚本禹其实是一个当代中国最为人类所不齿的裙带风的崇尚者，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女皇”和“上帝”。这个“女皇”和“上帝”就是他们的“中央首长”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所以敢于反对周总理，就是因为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汇报会上，公然骂周总理为“老保”。之后，他们立即响应，开始着手整周总理。当然，戚本禹等人即使在林彪、江青篡权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戚本禹等人鼓励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指使姚登山在外交部夺陈毅同志的权。此后，他们又向各驻外使馆乱发指示，火烧英国代办处，抢劫中央统战部的机密档案，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乱子。这些都极大地震怒了毛主席，毛主席命令杨成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干罪犯，通通抓了起来。此刻，连江青、康生也保不住他们了，于是他们来了个舍车马保将帅。

　　江青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她所倚仗为心腹的这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凶恶打手，是什么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她还在群众面前假惺惺地宣称：“中央文革里面出的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这样做，既是推卸责任，又是想捞个“大义灭亲”的名誉。在我们与戚本禹谈话的时候，他起初以为我们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是，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仅仅是被“林彪、江青集团迫害”的人物，大叫“冤枉”。他见我说话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就拉近乎说他认识我，“你原来是四川省委的办公厅主任，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他还在以自己所具有的拉同乡的帮派思想来套近乎，岂不可笑。不过，他还是交代了一些林彪、江青集团如何迫害朱德总司令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戚本禹被抓起来后，江青集团就起用了另一个走狗，作为他们凶恶的打手。这个人就是8341部队宣传科的副科长，被派到清华大学支“左”的军宣队头子迟群。迟群当时被封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但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论，谢静宜不仅是校党委副书记，还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而且是明显的通天人物，按说是高于迟群的。但是，“迟、谢”两人，迟群更为凶恶。能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迟群。我们查阅了迟群、谢静宜共同署名向毛主席，以及江青、王洪文写的一些诬告材料，这些材料也多是迟群的笔迹，署名也是迟在前谢在后。迟群在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干的恶劣品质，以及他暴烈的性子和骄横的神态，跟戚本禹简直如同一个人。江青集团会同林彪集团，制造伪证材料，排除了周总理提出的对刘少奇一案要“再查”的意见。打倒了刘少奇同志之后，他们为了排除其进一步实现全面篡党篡政篡军以夺取权力的障碍，千方百计要陷害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所代表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7年七八月间，他们以“中央文革”名义，诬蔑周总理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制定、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又利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三十年代初期意图瓦解我们党的“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总理，从而妄图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所谓制定和执行反动路线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打手就是戚本禹。当所有这些捏造和阴谋都破产后，他们则以迟群、谢静宜所霸据的清华大学为基地。1973年至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在清华大学搞的阴谋活动连续不断。开始，他们的阴谋活动是针对周恩来同志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恢复学校教学，恢复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他们污蔑周恩来的这些主张是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回潮”。他们叫嚣要“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诬陷周总理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搞影射，批宰相，批周公。紧跟下来，他们针对周总理起用曾被错误打倒的老科学家、技术专家、老管理干部、老劳动模范，恢复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大反所谓的“经验主义”。

　　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则大反“哭丧妇”，造谣说“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了台”。要以猛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解决，要加强“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们也预感到“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断地叫嚣，要警惕广大人民群众“以死人压活人”。他们十分害怕人民群众以死者之圣，来声讨他们这一伙生者之魔。在这段时间里，江青的主要打手就是迟群和谢静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和以后复出的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错误估计形势、信用了某些坏人、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的情况下，亲自发动起来的。以后，由于受人生自然规律的影响和精力的不足，毛主席对许多事情已经不能够亲自领导了。林彪、江青集团正是利用了毛主席的错误，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进行大规模的篡党篡政篡军的祸国殃民的活动。

　　林彪、江青集团本身，有一个逐步演进，逐步暴露的过程。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明确，逐步深化的过程。加之他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是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引向极端以售其奸的，这就必须要求我们不断地观察、分析、判断，来弄清是非敌我。搞清楚是好人过偏过激犯了错误，还是坏人蓄意破坏党、政府、军队，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这是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经过缜密思考、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好在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的话，也说了许多正确的话。毛主席的主要的正确的著作和讲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语录战”，反映了相当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当然，其中不乏打派仗的人，不乏用毛主席的语录来互相攻讦的内容。但是也有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集团片面引用、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的同志。周恩来同志就曾巧妙地引用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主要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话，来抵制林彪、江青集团污蔑、诬陷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说法。批判了这个他们据以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根据”的。

　　林彪、江青集团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吗？不是说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吗？不是大批特批认为“毛主席的话过时了”的那么一种观点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吗？那么好了，你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也引用毛泽东的话。你引用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讲话，并将其推向极端，我也可以引用毛泽东大量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讲话，与你抗衡，并尽可能把错误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我不便公开说你们所说的毛泽东的话有错误，你也不敢反对我所说的毛泽东正确的话。这样，除掉毛主席晚年对具体事件(如所谓“二月逆流”)、具体人物(如刘少奇同志)上说了错话，大家都无可奈何之外，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在“老九不能走”上，在许多对于形势的评价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之流抗衡。在这场时而我强，时而你弱，时而我占压倒优势，时而你又反扑过来的斗争中，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不断斗争，既为林彪自我暴露、自我爆炸奠定了基础，也在此后积累了批判“左”、实质上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做好了理论准备。这场斗争，也为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掀起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为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发生在南京的、北京天安门的、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出现的。由上可见，不论林彪、江青集团怎么猖獗，怎么不可一世，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党和人民同他们的斗争，使这两个集团彻底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