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春耦斋讲话
1951年春天,少奇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曾跟我说:看来新民主主义要继续搞一个时期。3月,他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他这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斋的讲话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报告中,对这个构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1、“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很长的。他在春耦斋讲话中,曾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略在10到20年之间。
2、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他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认为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他在春耦斋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应当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五种经济成分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半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其作用也相对缩小”。实际上,这就是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4、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最后依靠重工业再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他的这个主张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没有一定的重工业作为基础,没有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能源等重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就很难发展起来,也谈不上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5、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他主张,在过渡阶段,可以采取扩大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其比重,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不要“侵犯私人资本主义的财产”,“没收是打草惊蛇”。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6、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他在政协讲话中说:“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生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他在春耦斋讲话中,把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更具体化了:“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四)几点评说
1、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前,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来源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也小有歧异。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写下来《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有人说,这个理论只适合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不然,它也包含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我认为,少奇同志的构想,实际上也是发端于毛主席的理论。在大的问题上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有五种经济成分,应该使它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等。
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少奇同志有些观点与毛主席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主席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少奇同志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以致在天津讲话中讲到“剥削”问题时走了“火”。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已如前所述,毛主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等等。少奇同志的构想,虽然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少奇同志自己也并不认为他的意见都对。他在春耦斋讲话一开头就声明,他讲的只是“个人意见”,“不是定见”,讲出来供大家“研究”、“批评”、“补充”。当有些观点受到批评以后,他就放弃,接受批评,甚至公开检讨。这表现了他的坦荡胸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他是同意和接受的。
2、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与这种国情相适应的特殊办法。在这方面,列宁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遗训。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后感到,这是“力所不能及的”。从1921年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从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所谓“特殊的过渡办法”,简而言之,就是从余粮收集制到粮食税。这一政策的转变,其实质在于要把政策建立在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的基础之上,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用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还说:“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一个时期。”为了发展大工业,列宁还主张实行租让制,搞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只要国家政权和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国家资本主义同样也不可怕,只会对无产阶级有利。
列宁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十分注意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注意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的同志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创立和巩固,都不是凭空的,都必须利用先前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条件,作用资金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人类社会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和发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自觉地充分地利用历史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管理、文化的进步成果,并按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要求的方向努力创造新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不断取得成功。
毛主席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中,也是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他在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总路线时,就说到:“鉴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数量上是不可忽视的,……所以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的,也没有资格。现在,一辆汽车、拖拉机……不能造,就发生野心一脚踢开不对。”后来当他发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结束得过早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得不够时,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比较好,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
3、关于毛主席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
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重点是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阐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逐步过渡、公私关系中“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等问题。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接受和重视党的这条总路线,还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观点。我参加了会议,并对毛主席的讲话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周总理也亲自做了笔记。
毛主席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我当时的记录是: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比如商业,今年下半年准备确立,明年就不确立了。农业合作互助也年年在变。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的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十五年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
周总理的记录是: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每年每天都在变化,故无法确立,过渡时期是剧烈深刻的变动,按其性质来说,比过去武装革命来的深刻,因十年后资本主义绝种。”
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因为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这是全党同意的,也是写入了《共同纲领》。毛主席是对的。因为我国革命胜利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在这个过渡时期,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要发生“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要确立,要固定,的确“是很难哩”。毛主席当时批评这句话,虽未指何人,我看也适用于少奇同志。他的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同样存在着这方面的毛病。“巩固”和“确立”可视为同意语,新民主主义制度照样也是很难巩固的。所以,当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了“确立”的观点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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