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在讨论到"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落户究竟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时，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燕子、侯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1973年7月。。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国家所制定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平淡已极。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本来缺乏感情基础，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上的鸿沟，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丛聪：《"红"牌坊--白启娴婚姻问题调查追记》，《中国妇女》，1987年第8期。。她的婚姻受到父亲的反对，也不断遇到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当初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物换星移，昨是今非，曾几何时，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以这种戏剧性变化为枢纽，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与极左派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将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加以政治化，并任意夸大曲解的做法呼吸相应的。同时应看到，大批"老三届"青年陆续步入婚龄毕竟成为事实，这对婚姻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婚姻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迹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调查报告。与当时充斥报端的有关白启娴一类"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相比，这份调查报告的基调平实得多，只是说：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门主持下完成的，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邓小平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文革"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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