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中共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曲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迫害。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
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
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
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
"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王亚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教育部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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