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波又起
　　自1979年初阿克苏知青刮起返城风到同年秋，已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通过组织正式办理调转手续，陆续离新返沪。据阿克苏农垦局9月份统计，垦区原有上海知青26万多人，上半年办理回沪手续的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沪手续的5000余人，其中持上海发来商调函的就有3000多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大批上海知青返城。有条件返沪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但对剩下的人来讲，在心理上却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所以，尽管农场知青人数减少，返城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平息上海青年闹事风波，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各级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早在1979年2月4日阿克苏上海青年开始集会时，自治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上海知青第一次上访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7月份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阿克苏地区党委也花费很大精力处理这一问题，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对到阿克苏的上访知青，每次必见。对知青和其他农场职工、家属中存在的问题(如探亲问题、烤火费问题、房建问题、物价补贴问题)等也在着手解决；同时，投资七百多万元筹建塔里木大桥，以解决交通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是一致的：知青支边的方向完全正确；"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罢工、怠工、串联、集会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1979年底，阿克苏局势又趋紧张。骚动波及垦区几乎全部团场、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造越凶。知青有组织地进行静坐、示威、罢工。全垦区发生罢工21次，罢工事件由最初的个别团场、连队蔓延到多数团场、连队。1979年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上海知青的心理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凶，走得最多。本区内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青年闹得凶，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尽管多次受挫，返城的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知青闹事，造成整个垦区的动荡不安，以致老职工子女闹上调，老职工闹工资，复员军人闹"哪儿来，哪儿去"，家属闹就业，"要工作"，刑满人员闹"补发工资"，劳教人员不服管理，有的干部遭围攻，被殴打。
　　知青不断闹事，使垦区工作近于瘫痪，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粮食生产比上一年锐减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到年底，因骚乱加剧，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达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达400万斤。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
　　知青的不断闹事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迫使当地领导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干部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这些青年继续安心边疆已经不可能。目前尽管继续做着努力，情况仍十分严重。再这么闹下去，明年吃饭都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提出：凡愿意留下的欢迎，坚决要走的不留，坚决放走。与此同时，一些团场大批印制商调函件，发给知青，以"特困"为理由填发上海。
　　鉴于阿克苏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于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在肯定上海知青对新疆建设的贡献后指出：
　　从1979年2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动乱，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
　　《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以及类似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主要组织者必须主动进行检查，承认错误，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执迷不悟，屡教不改，继续破坏捣乱，则要从严惩处《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
　　配合《通告》的发布，《阿克苏报》自2月4日至15日短短11天中接连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5篇政论文章《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文章批驳了青年关于"上青联"是"合法组织"，符合宪法"结社自由"条文的观点；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等等。
　 阿克苏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与上海知青的闹事确有关系。但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应乞灵于几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开设"帽子工厂"，只有在"文革"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奏效。知青闹事事出有因，而绝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也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动乱，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