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文革"十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迭起，内部矛盾也暴露无遗。许多知青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拔，知青问题如一根高度敏感的神经，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在农村受到伤害的，不仅有众多普通百姓的子女，还有许多高中级干部的子弟。"文革"中"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干部蒙冤受难，"株连九族"的政治传统使他们的子女难逃厄运。后者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送往农村、边疆。即便如此，其中不少人仍未能摆脱无中生有的打击和迫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强加上"中国头号走资派"的罪名迫害致死，其子被下放到山西省一个贫困村庄插队。别的知青在农村是接受"再教育"，他却在贫下中农监督下接受"改造"。无休无止的批斗令他无法忍受。三四年后，其他知青相继调离，只剩他形影相吊。在这里，他生活了七年郭家宽等：《前国家元首之子的荣辱人生》，《中华儿女》，1993年第1期。。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被打倒后，几个子女下放的下放，插队的插队，均漂泊东西。邓的小女儿后来回忆：插队后一个人走南闯北，"6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多少人关心和爱护"毛毛：《缅怀胡子叔叔》，《人民日报》，1993年4月4日。。在农村时，险些被打成"反革命"邓小平女儿的日记曾被当作"反革命罪证"上交国务院知青办，后者认为罪名不实，邓的女儿才幸免罹难。此事系原国务院知青办干部顾洪章先生见告。。类似刘、邓两家情况的干部子女在"文革"中盈千累万。十年"文革"在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培养了否定这场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难怪当"返城风"拔地而起后，会得到全社会上上下下的广泛理解和同情。
2"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1978年摧枯拉朽的思想解放春潮，荡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教条，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长期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左"的理论不堪一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广大知青才能公开地否定这场运动，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返城要求。
3日趋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彻底结束那种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以致弄得人人自危的反常局面，并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此后，民主气氛得以伸张。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专门谈到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的关系问题，批评有些干部一看见有人贴大字报，给领导提了意见，或者看到有些大字报，问题提得不太妥当，就说成是妨碍安定团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民主，只有发扬民主，才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安定团结。在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指示下，新闻媒介一再强调做好接待上访人员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接待者不要计较上访者说的一些过头话，体谅他们"冤未伸、愤难平"的苦衷，决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评论员文章。。
"文革"结束后，到各级党政机关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平反冤案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开始时，由于"左"的思想继续束缚着不少干部的头脑，以致许多上访者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有的干部对上访者动不动就认为"无理取闹"；有的部门习惯了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来推去。结果，许多干部、群众不得不长途跋涉，甚至风餐露宿，到首都北京上访《人民日报》，1979年4月29日。。上访者有增无减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这种现象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后，被逐步扭转。当时，北京的全国妇联、国务院知青办、农林办、农垦总局不断有知青上访、请愿。各地知青还广泛利用了大字报、游行等宪法允许的公民权利。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广大知青第一次有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并且争取这种意愿尽快实现的可能。这也就是知青大字报中用朴素语言来表达的：广大下乡青年向何处去，是我们青年的命运问题，我们应当掌握这个命运。邓副总理让群众讲话，让群众讲心里话，这个民权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给我们的未署名大字报《下乡青年向何处去》，载黑龙江省委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9年2月9日。。
4各级政府对知青要求的理解和大量艰苦工作。在返城风中，虽然也发生过一些纠葛、风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广大知青的迫切要求，与国家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但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基本点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广大知青是有共识的。这正是矛盾屡屡得以化解的关键所在。前者充分认识到广大知青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体谅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迫切要求返城的心情。因此，并未计较一些闹事知青的过激言行甚至越轨行动，而是反复进行说服教育。197
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说：群众要求迅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心情，是党和或府所理解的，而党和政府限于经济力量不能同时迅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苦衷，也是广大群众所理解的。像这样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在当时做了很多。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领导，用高高在上、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知青的疾苦，以致激化了矛盾。但从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在返城风的推动下大大加快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步伐，为此克服的各种困难，付出的艰辛努力，自不待言。
知青"返城风"无疑引起了一些地方社会秩序的动荡，给某些地区和单位的工农业生产，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但作为一场有着合理目标的、自发的群众活动，它的作用远不是可以用"消极的"、"破坏性的"这样一些判断所能概括的。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不仅导致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前收场，为广大知青特别是老知青重塑人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后果不堪想像)，而且借助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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