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15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1963年算起，15年后就是1978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15年。
　　"文革"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的那样，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发展。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切变化，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实施，它就真的能进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吗?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这一愿望有时是非常良好的。到"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不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日渐显露，农村回乡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也令人颇感不安。上山下乡的动员，已经初现难以进行下去之虞。
　　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大背景，也就是说，指导这一工作的理论是否正确、可行；二类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一般来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和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在下乡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为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和到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农场以及兵团的两类。他们由于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当然，就其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前面已经多次分析过，解放后一次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性的原因都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人口与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应归结于决策上的失误，这里所说的失误指两种，一种是指导性的：如计划经济使城市就业门路越来越窄、对农村人口的长期禁锢等；另一种是政策性的，如解放初期的片面学习苏联，盲目发展重工业，更如1958年的"大跃进"。但还有一些，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问题。这里且不说"大跃进"以后，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已找不到比精简城市人口更迅速有效的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格局无从更动的前提下，想通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他们寻找一条广阔的就业出路，这一方案至少从动机来说，也还是积极的；而通过组织在城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部分青年上山下乡，来探索这一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更是无可指摘之举。至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每一次动员知青下乡，都要从意识形态上开路，不过是解放以来一切行动都要如此的习惯性做法。
　　问题在于1964年以后，安置工作被涂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第七章谈到过，从这时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作为一场改造一代人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经之路。基本理论是：知识青年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在现阶段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与贫农下中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三大差别"，而这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