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这个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文革"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60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60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
　　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回乡知识青年对于农村的环境更易适应，又因有家庭和亲戚的帮助，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如果家庭在当地较有势力，则招工、提干、入党，都可以较他人优先，这是一些回乡知青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有利条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比城市的外来知青更不利的因素。诸如，正因为环境更为熟悉，回乡后所受到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冷眼、奚落和歧视就更难以承受，所以每当动员中小学生上山下乡时，总有农村的知青提出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是到边疆垦荒一类要求。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常使青年陷入其间而难以摆脱，如果家庭在该村没有势力尤其若是地富子女，处境就更糟糕了。
　　当然，回乡知青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与城市下乡知青共同的。但回乡知青更少得到上级单位的重视和关心，在有些文化不太发达地区，他们单枪匹马，比有同学一起下乡的城市知青更显孤独，这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产生思想苦闷时，更难于化解。尤其是比起城市知青来，他们更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希望。只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几年的情绪起伏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与自己父兄一样的普通农民，再不奢言抱负和理想，加之他们居住分散，一般不会像城市下乡知青那样，一遇机会，就发泄出来甚至激起事端，因而也就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12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6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来信还批评我，说我悲观失望，发牢骚，不满，我坚决不接受。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哪一个不想在黄金的青春时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是充满理想并一时不停地向正确道路前进的人，不愿白白度过一生而愿给祖国增光的人。但是国家不给我适当的工作，这怎能不使我因为不能为祖国工作而感到十分失望，悲伤呢?倘若国家给我工作，给我一件有出息的工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将欢天喜地为祖国工作，为祖国献出所学的知识，并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革命前进。
　　现在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6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1958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60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