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这时瞪大了眼睛，他怀疑这些问他的人一定没有看过他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不然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就答道："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所定了的，为什么不行？你们读过我写的信了吗？你们知道信里都反映些什么吗？我在信里什么地方骂毛主席了？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得讲事实才行！"

　　这一问，审讯的人反倒没有了话。

　　彭德怀解释说："小将们，你们不知道，我彭德怀是一个苦出身，没有毛主席领导闹革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拥护毛主席的，对毛主席我有着很深的感情。"

　　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并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和党内斗争，一下子都愣住了，不知道问什么才好，便只得根据中央文革专案组提供的材料，追问道："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这一问，不由勾起了彭德怀心中的万千思绪，他摸着自己花白的头顶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

　　这是彭德怀多年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此时禁不住脱口而出。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原来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彭德怀认为是"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这种认识无论正确与否，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几乎"发疯"了的时代，彭德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大庭广众之前将其说出并写出来，这的确是需要一种顶天立地气概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度清醒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洞察能力的一种非同凡想的认识。

　　一听此话，整个教室一片哗然，"打倒彭德怀"的口号顿时响起。

　　彭德怀说："别打，我已经早就倒了。"

　　这群人见彭德怀不肯服"罪"，就冲上来，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谁知彭德怀自幼在地主的压迫下，就形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凛然地站立在屋子里。

　　这群人见他不肯低头，又冲上来将他打倒在地。就这样，双方来来去去的较量了七次，最后彭德怀被一个高个子的人用脚上的大皮靴重重地一脚踢在右胸上，"哎哟"地叫了一声便晕了过去。

　　267医院在对彭德怀进行检查后的病志上是这样记载的："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是什么使这群新中国的大学生（接班人）变得如此残忍？他们在接受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同时，时代又给他们的灵魂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兴奋剂呢？

　　由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动用了内外的力量，在对彭德怀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批斗与审讯之后，终于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1968年9月18日定稿上报。

　　这份报告用尽了歪曲事实之能事，声称"1959年彭（德怀）、赫（鲁晓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彭德怀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刚开始时他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满腔热情，积极支持的。

　　自从到大三线之后，他生活在人民中间，看到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干部作风霸道，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山区农民生活贫困，三线建设的职工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生活物资供应无法跟上，这些既有客观的原因，更有主观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的干部对于人民群众没有战争年代那么关心了，关系没有打江山的时候那么融洽了，人民群众对于干部意见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成都的时候，他看到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为了个人享受，竟然大修各种豪华宾馆，造价每平方米为150元（高出当时全国的平均房屋造价一到两倍）、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虽然受到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便仍然是一意孤行。

　　使彭德怀感到格外痛心的是，西南局和四川省的一些负责人，在三线建设的西昌重点工程被迫下马后，竟然将中央拨给的经费，用来修建了被称作"西南第一豪宅"的锦江宾馆。

　　彭德怀为此曾找过相关领导反映情况，认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央的精神，是浪费，是奢侈，是变质。

　　可是，因为此时的彭德怀职位较低，有关领导根本不听，仍然在成都锦江河畔大兴土木。一座巍峨如同宫殿一样的建筑便在成都耸立起来了，这里很快就成了干部们开会、娱乐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彭德怀对此十分气愤，他说："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人民群众的话你难道也不去听一听？离开人民，脱离群众，人民就不再相信我们了，这样危险的事情难道你也不想一想？"

　　由于彭德怀在三线建设的实践工作中，既看到了三线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干部浪费国家钱财，奢侈之风正在滋长的事实，他对于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我们的党的国家就会变质的说法十分赞同，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哪怕是姚文元将自己比作是骂皇帝的"海瑞"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是积极拥护。

　　当一开始自己在报刊上被无辜点名批判的时候，他只是淡然一笑，认为只要能保证党和国家不变色，干部队伍不腐败，自己受一点冤屈没有什么。他总是咬着牙，顽强地坚持着，相信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但会使党和国家不变色，同时也会弄清自己的问题。

　　谁知事与愿违，事情的发展竟然完全出乎了他的想象。

　　自从1966年5月27日西南局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之后，彭德怀便受到了一连串的批判，西南局书记处还决定由三线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通报彭德怀的种种"罪行"。

　　彭德怀知道后十分苦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给堵塞了。"

　　本来满怀信心奔赴大三线的彭德怀，痛苦中他仰望苍天，不得不对这场"大革命"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西南局三线建委有关彭德怀的《情况简报》每期都通过文件上报的形式送到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在看了这些简报之后，认为彭德怀在三线还在搞反革命活动，就写信给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和顾问康生，他们认为"直到现在彭德怀都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砍掉这面"黑旗"，必须要进一步"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为此这两个人提出，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并要求"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满以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以"防止腐败变质"，并以此清除一切贪官污吏，还政于民的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了这场"大革命"中最早被无辜地抛向深渊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