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罗瑞卿返回延安，其时正值抗大第三期毕业。同时成立了“抗大同学会”。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了词，重申了抗大的校训。3月30日，毛泽东又为抗大干部讲话，强调办学校是组织和增加抗日力量的有效方法，希望大家下决心在抗大做好教学工作，他说：“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4个月办一期，每期3000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3万人。”毛泽东还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进行了亲切的讲话。他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挖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这一期到12月陆续毕业，历时8个月，至1937年底，日军已经先后占领了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并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深入华北、华中，抗日烽火也烧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斗中屡次重创日本侵略军，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延安和抗大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抗日爱国的青年。许多人来信询问学校情况，罗瑞卿便让校部的秘书复信。以后来信越来越多，每封都复忙不过来，罗瑞卿便让印一个招生简章，登载校歌、校风、校训和学校学习的课程。由于许多来信还询问学校的地址和设施，罗瑞卿又叫宣传科在设在原延安府衙门的校部大门口照一张相片。宣传科长谢汉文将任务交给俱乐部主任谭冠三和干事陈鹤桥。谭冠三请人写了横幅，陈鹤桥在警卫连挑选了两名身材魁梧的战士站岗，粉刷了门两旁的墙壁，再请延安县城内最好的照相师傅，于是这张流传很广的抗大校门照便拍成了。以后外面再来信，除特殊情况仍需复信外，便寄去一份印有抗大校门的招生简章。

　　于是，全国各地的抗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或单身或联袂来到延安。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100名新学员。从5月到8月，从八路军驻武汉、西安等办事处介绍来的革命青年即达2288人。第四期共有学员5562人，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及白区地下党干部7个队，共907人；训练知识分子共36个队，4655人，相当于第三期的10倍，其中男生4001人，女生654人。这一批知识分子来自除西藏、西康、青海以外的全国各省市，包括已被日军侵占40余年的台湾省。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地区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其中有作曲家郑律成、贺绿汀，有演员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等，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子弟如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张作相之子张蔚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赵寿山之子赵元杰，吸收武昌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之子、曾留学日本的黄鼐和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此外，在抗大第四期四大队十队还有5名国民党的县长。在学员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以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面对抗大这一兴旺发达的局面，1938年6月，在纪念抗大成立二周年的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为了适应学员急剧增加的形势，到第四期教职员增加至1386人，其中专职主任教员23人，军事教员和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教员共有253人。

　　在这些教员中，给罗瑞卿印象最深的是满脸络腮胡子的郭奇。直到1963年3月，他在军事学院的一次干部座谈会上还说：“办学校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郭奇同志。郭奇同志是我们延安的‘马克思’，教了很久的马克思主义。他长了很多胡子，看形象大家就叫他‘马克思’。当然不是说他的理论水平已经超过马克思了，但他至少应该是马克思的学生。”

　　做马克思的学生，这既是罗瑞卿对抗大教职员的期望，也是他的自勉。但是，当时有不少教职员尽管非常愿意当马克思的学生，却不安心长期做教学工作。他们想到前线去，真刀真枪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罗瑞卿本人一开始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他在军事学院的那次讲话中还说道：“办学校，我办过几年，开始也是动动摇摇的。在延安时，主席有过指示，讲死了埋在清凉山。现在死了总不能搬回去埋在清凉山嘛！在这儿死了就是埋在雨花台，或是紫金山、狮子山嘛！”

　　“死了就埋在清凉山。”毛泽东这句话帮助罗瑞卿和许多老干部、教员下定了长期在抗大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他们是团结、教育广大知识青年的骨干。他们通过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使新学员们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掌握了一些军事常识。他们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言传身教，使新学员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这些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和抗大，则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补充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之更加蓬勃。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和抗大，增强他们和老干部的团结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罗瑞卿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于1939年3月2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罗瑞卿认为，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了解老干部和新干部各自的特点。

　　他认为，老干部的特点是政治上坚定，有丰富的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同群众密切联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我军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有浑厚、诚朴、忠实、坦白的优美性格。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和痛苦。表现为：大半出身于工农，文化水平较低；大半成长于战争环境，工作方法喜欢简单化、直线化，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下感到不惯和不安；某些干部还残留有农民的意识。

　　他认为，新干部的特点是文化水准较高，政治思想上纯洁；富于追求真理与革命的热忱，好学上进；积极、有朝气；能接受革命的优良传统，具有刻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决心与精神。但是他们也有弱点与短处，表现为：实际锻炼不够，革命意志尚不够坚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易于犯脱离实际的公式主义与条文主义；大半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易于产生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平均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在顺利的革命形势中往往会“左”得发狂，但稍受挫折又容易灰心丧气等不良倾向。

　　罗瑞卿指出：“认识了我们新老干部双方所具有的不同的特点，就应当懂得由于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斗争历史的不同，工作经验的不同，政治文化水准的不同，思想意识锻炼的不同，以及社会出身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传统不同，作风不同等等的差异，因此，也就会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隔阂。”

　　他指出，这种隔阂表现在新干部方面的是，由于有一些新干部没有切身体会，他们尽管承认老干部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但这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看到的却是他们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工作方法简单等表面现象，因而轻视甚至嘲笑老干部。也有一些新干部因一些老干部工作方式太简单、太硬性而不敢接近老干部。还有些新干部有平均主义倾向，对有些老干部津贴费稍高、有马骑有些不平。在老干部方面也有摆老资格、怀疑知识分子只会吹牛皮，工作方法简单，对新同志要求过高过急等影响团结的问题。

　　罗瑞卿指出，要增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必须采用“化合”而不是“混合”的方法。他针对新老干部不同的特点详细提出了他们如何发扬自身长处、克服自身弱点的措施。他指出：“要使干部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起来，更加团结起来，在干部中提倡与造成一种和衷共济的空气是必要的。在一个正确政治原则下，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在工作上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时，并应好好的协商、好好的讨论，在这里必须客观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要主观的片面的看问题。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一定要不得的。”

　　在罗瑞卿等的领导下，抗大的新老干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增强。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罗瑞卿历来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他的倡导下，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就在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这是由红军时期的列宁室改名而来，相当于后来部队基层单位的俱乐部，是在党支部和指导员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开展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听说抗大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十分高兴。12月15日，他特为第三大队九队救亡室亲笔题词：

　　九队的同志们：

　　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救亡室成立后，戏剧歌咏活动都比较活跃。三大队九队有一批文艺骨干，其中有左明、张平、莫耶和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这个队在“一•二八”运动会及戏剧、歌咏比赛中都得了第一名。

　　从这时开始，抗大的歌咏活动便开展得如火如荼。每天起床号一吹，校内就歌声四起。不仅起床后唱，出操行军唱，上课前也唱。尤其是开大会听毛泽东等领导人作报告之前，队伍一带到会场，便你拉一个、我拉一个，你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我唱一个《毕业歌》，此伏彼起，形成了热烈的歌咏比赛。每个队都有几位音乐指挥。在他们的指挥下，歌声特别整齐、嘹亮。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的指挥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同志，她从四川省来，叫黎琳，后改名张露萍。她最爱指挥唱的歌叫《到敌后干一场》。后来她未去敌后，却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做地下工作，不幸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