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在中国国内，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国民党反动派此时虽然颇想发动内战，但由于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都表示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各阶层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加上蒋介石军队的大部分主力还远在西南、西北，在华东、华北，由日伪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其战略形势并不有利。因此蒋介石集团在加紧向沿海地区运兵、积极准备内战活动的同时，又高唱和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企图以让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做官为条件，换取让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以达到其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针对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为了加强对各地区部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当时在延安的一批高级干部分派到各个解放区。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第二副政委。

　　毛泽东赴重庆前，曾召集在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开会，说明此次去重庆谈判的必要性和方针。罗瑞卿出席了这次会议。

　　当时，许多人担心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问题。罗瑞卿后来回忆道：“当听到日寇宣布投降的消息（时），延安人民、机关、学校打起火把彻夜欢庆；但听到主席要去重庆谈判，因担心主席的安全，有些炊事员都不做饭了。”

　　罗瑞卿回忆在高干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许多干部对他安全问题的担心曾经说：“我的安全一般说是有保证的，除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蒋介石有困难，我们有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强大的解放区等条件外，我还有三国洋人（指苏、美、英）保险。因为他们当时都公开主张，不赞成中国再打内战。”

　　9月9日，有一架美军C—46型飞机要从延安到晋察冀，去接在抗战中因飞机被日军击落而空降在晋察冀的美军飞行员。罗瑞卿和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等，便搭乘这架飞机于当日在灵丘县降落。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飚乘汽车从张家口赶来迎接。聂荣臻、罗瑞卿一行随即换乘汽车于薄暮时分到达张家口东山坡原日本蒙疆派遣军司令部。这里西面距火车站约有一公里，东面是光秃秃的山，山脚下有一些树木，设有日本神社。神社东面则是颇为整齐的一栋栋红瓦顶、推拉门、大窗台的日本式平房。晋察冀军区机关即设于此，罗瑞卿住进了其中的一栋房屋。

　　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省会，是八路军在对日大反攻中解放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这里是北平、天津通往内蒙古、山西的交通要冲，历史上一向是蒙汉人民之间大宗茶叶、皮毛等物资的交流集散地。清水河由北向南将城市剖成西多东少的两半。清水河西岸，戏院、酒楼林立，市面十分繁华。罗瑞卿到张家口后，即用很大精力抓城市纪律教育，绝大部分官兵都能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市民都称誉八路军军纪严明。但也有少数官兵居功自恃，有的军容风纪不整，有的去看戏不买票，说什么“老子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鬼子，看戏还买票！”罗瑞卿得知后便要求军区政治部的部长们带领干事们到各公共场所去维持秩序。

　　张家口解放后，即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晋察冀解放区是连接晋绥、晋冀鲁豫和东北地区的枢纽，处于平津之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同中共领袖毛泽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加紧向包括华北在内的沿海地区运兵。从9月至11月，国民党已将6个军（其中第十三、第五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由美国的军舰和飞机运送；第十三、第五十二军进攻矛头指向东北）共15万人运到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占领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大中城市。在晋察冀西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占领了太原、大同；在西北面，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部从八路军手中抢占了绥东、绥南、察西、察北广大地区，占领了归绥（今呼和浩特），正沿平绥铁路向东逼近。晋察冀解放区有遭国民党军东西夹击的危险。

　　9月11日，罗瑞卿到达张家口的第三天，中央军委来电，指出：“绥远傅作义部夺我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5城区，于6日又夺我兴和，逼近天镇、柴沟堡，有向张家口进攻模样。”电报要求晋察冀军区组织2.5万的兵力，协同晋绥军区部队，组织绥远战役，消灭傅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10月15日，罗瑞卿随聂荣臻率冀察纵队、冀中纵队、冀晋纵队西进，在占领大同以北隆盛庄、张皋镇、三水岭、官庄、聚乐堡、红砂坝、丰镇、集宁各点后，直扑卓资山。25日，晋绥部队在卓资山全歼敌守军4000余人。聂荣臻、罗瑞卿等同贺龙在卓资山会合，随后向归绥、包头进攻。此时，傅作义迅速收缩，将其主力集中于归绥、包头，因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在野战中未能大量歼敌，加上无攻城经验，攻归绥、包头均未奏效。就在晋察冀部队向归绥开进过程中，罗瑞卿奉命先返回张家口，到怀来地区组织对东面北平方向敌军的防御。此时，他接到毛泽东10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指出：“决定迅速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由晋冀、冀中、平北现有精干地方兵团抽调至少3万人，编成12个至15个大团，限于两星期至多三星期内集中平北军区，完成作战准备，其任务为协同热河、冀东部队，坚决歼灭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巩固热河及平北，并充当这一战斗任务中的主力。”“第二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望萧罗一星期内到达平北军区布置一切，立即建立与中央及聂（荣臻）刘（澜涛）的电台联络，不得迟误”。

　　罗瑞卿和司令员萧克一道，随即经密云到古北口，再乘火车到承德。由于火车车头未检修，汽烧不上去，走一会儿就停下来。罗瑞卿、萧克组织随行人员沿途拆铁道旁日军遗留的哨棚当木柴给火车烧火，走走停停，60里地走了一整天，才到达承德。在承德，罗瑞卿和萧克与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会合，萧克和罗瑞卿分别兼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他们随即组织了过境部队和大批干部赴东北。1946年初，国共的停战令即将下达。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到处抢占战略要地。1月10日，国民党军猛攻古北口，罗瑞卿奉命率领冀察纵队沿平古线西侧由四海向密云方向运动，迂回国民党军之侧后。敌军在遭到古北口守军坚决阻击、被歼2000人后，又发现后路将被阻断，乃南撤回石匣固守。

　　1946年1月5日，继去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之后，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也就是罗瑞卿率领冀察纵队从承德驰援古北口的那一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并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委员，即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国民党政府方面的郑介民和美方的饶伯森。三委员为军调部最高领导。三人均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需三人一致通过。虽然协议规定，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是“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应邀担任主席。三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和6个业务处。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的参谋长是海斯克。中共方面除叶、罗外，还有秘书长李克农，顾问饶漱石、滕代远、徐冰。在参谋长下开始设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和行政科。后来扩大为执行处、交通处、整军处、新闻处、秘书处、行政处。罗瑞卿由前线返回承德后不几天，1月14日，耿飚乘飞机到承德，将他接到北平履行新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方便，中央军委特别授予了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以军衔，叶剑英、罗瑞卿、滕代远、饶漱石为中将。

　　国民党方面所以同意签署停战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调动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罗瑞卿等的任务便是用谈判桌上的斗争配合战场上的斗争。由于国共双方立场尖锐对立，执行军调部的任务便离不开吵架，而美方则袒护国民党，拉偏架。罗瑞卿回忆道：“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吵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往哪些地区派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希望将小组派往国民党集结重兵的地区和准备进攻的地区，以便制止其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反对。反之，国民党希望将小组派往共产党在军事上占据有利形势的地区，中共方面则表示反对。二是交通问题，国民党方面为了加紧运兵打内战，主张立即恢复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必须停止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侵占。三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然后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赴当地进行调查。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共派出了36个执行小组，地域北达吉林，南至广州。他们把在北平的“吵架”扩展到了全国各地。这些小组如果派到解放区，国民党的成员便千方百计搜集情报。如果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即组织一些地痞流氓还乡团对共产党“请愿”，进行挑衅，有时甚至扭打中共方面的人员。于是，中共方面即据理抗议，而国民党方面则推诿抵赖，最后则不了了之。对这些争吵，罗瑞卿回忆道：“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我一篇，美国人一篇，都是针锋相对，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吵，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覆去，周而复始，没有终了。”

　　这种“争吵”留下了许多舌剑唇枪的记录，如有一次开会，罗瑞卿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说：罗这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方参谋长海斯克莫名其妙。蔡便向海斯克解释：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一些偏旁部首有特定的含义。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罗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翻译为翻这个英文中没有的“偏旁部首”吭哧了好一会儿，最后翻成了“构成文字的部件”。海斯克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蔡的话的意思，然后耸耸肩膀说：“你们的中国字实在是神奇莫测。”然后，要求罗略表歉意。罗听了蔡自动对号入座的解释，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克又转而对蔡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还是接着开会。蔡又不干，于是休会。以后因美方坚决要求，又无条件复会，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在军调部除了吵架外，还有出席鸡尾酒会之类的应酬。这种场合虽然用不着吵架，可罗瑞卿不胜其烦，仍视为苦事。他渴望到战场上去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陆续把军队从后方向内战前线运送，并从2月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在关内向各解放区频繁骚扰，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全面内战的阴影越来越浓，国民党在北平等地对中共人员的磨擦也日益加剧。

　　1946年2月20日下午2时，一伙自称是“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由地主“还乡团”分子、地痞流氓组成的暴徒，由国民党特务率领，包围了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总部，进行所谓的“示威”、“请愿”，要求退还解放区在土改中被平分的土地和房屋，甚至要求取消解放区。这群人中还夹杂着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人员和国民党反动报纸的记者。当他们往院内冲时，在军调部门前值勤的警察竟然不加阻拦。这伙暴徒呼喊着反共口号，冲进了中共代表团的办公室，捣毁门窗玻璃，砸坏桌椅板凳，肆意侮辱和威胁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在场的宪兵和警察事先已得通知，都袖手旁观。叶剑英多次向饶柏森和郑介民交涉，迫使他们同意以三委员名义向北平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电请蒋介石从严惩处为首的肇事分子。2月21日，罗瑞卿受叶剑英的委托召集记者招待会，联系到这一事件发生前后北平发生的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反共事件，谴责了国民党纵容特务和地痞流氓滋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暴行。

　　1946年4月3日，在北平又发生了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无理袭击《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并逮捕这两社工作人员的事件。

　　《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都是根据三委员达成的有关新闻问题的协议而设立的。中共中央任命徐特立为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社的社长，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设在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2月21日两社正式成立并向北平市办理了登记手续。2月22日，《解放》报出版发行。这一张在北平公开发行的共产党的报纸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一派兴旺的气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卖国政策和贪污腐化的本质，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国民党反动派感到这张报纸对他们的统治是很大的威胁，便派特务打报童，撕报纸，威胁印刷厂，不准他们印《解放》报。当这些行为仍不能达到扼杀这张报纸的目的时，他们便采用了更加明目张胆的撕毁国共双方有关新闻问题的协议的行为。

　　4月3日凌晨3时许，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中共《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突然遭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六团一营二连、北平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和北平警察总局警察第二中队、宪兵第十九团和一些便衣特务共200余名军警、宪兵、特务的包围。几名军警悄悄爬上了房顶，两挺机枪封锁了报社大门。随后，特务胁迫着当地的甲长前来敲门。门一打开，军警特务一拥而进，冲进办公室和宿舍搜查，不仅对全体人员搜身，而且还翻箱倒柜，美其名曰“查户口”。由于未查到任何武器和违禁品，这一伙军警只好怏怏而去，但天亮后又来了100多名军警宪特。他们借口新华分社部分工作人员户口登记手续未办完而捣毁分社，将分社全部人员包括负责人钱俊瑞，统统押往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

　　与此同时，西四三道栅栏41号《解放》报发行科、西城前京畿道12号第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也遭到搜查。在《解放》报发行处，找不到报户口手续不全等借口，军警便说有延安出的书，违禁，于是将发行科主任马建民等全部捆走。第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是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住处，又称滕公馆。在搜查时，滕代远的秘书李新、张家口贸易公司经理李耕涛、张家口商会会长刘鸿达等或因新到或因第二天即走而未报户口，于是被军警统统带走。中共方面被捕人员达44人。其中《解放》报社张鸿烈在当日下午被押走，手指被车门挤伤，住进了医院。

　　叶剑英凌晨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罗瑞卿、滕代远、李克农等紧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叶剑英起草致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方面的委员郑介民的备忘录和给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和北平市长熊斌的电报，将这些文电公布于世，同时迫使饶伯森、郑介民也采取行动。滕代远召集记者招待会并去找李宗仁、孙连仲、熊斌提出抗议；罗瑞卿和宋时轮到北平市公安总局要他们道歉、放人。

　　4月4日，罗瑞卿和宋时轮首先去医院慰问了张鸿烈，然后驱车来到公安总局，慰问被捕者并让警察去把局长陈焯叫出来予以严厉训斥。陈焯不得不承认有错。不一会儿，叶剑英、滕代远又迫使熊斌和他们一道来到公安总局，要熊命令陈焯道歉、放人。随后被释放的全体人员乘坐卡车，沿着北平的主要街道拐来拐去，途中，高呼“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胜利回到军调处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

　　4月上旬，针对国民党大举运兵到东北并相继占领海城、鞍山、营口、昌图、法库并准备大举进攻四平的形势，周恩来同美方代表吉伦（在马歇尔回国述职期间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陈诚（接替张治中）反复会谈，要求在东北停火，并去东北视察。陈诚认为东北原无“共”军，停战令不适用于东北，不同意停火。他虽对去东北视察无异议，但又表示自己无暇去东北。

　　4月12日，根据三方协议，三人小组赴东北。但是真正三人小组成员一个也没有去。代表马歇尔的是吉伦，代表陈诚的是秦德纯，代表周恩来的是陈士榘。三人小组要求三方委员同去。美方委员饶伯森去了，郑介民因忙于去处理戴笠飞机失事后戴的丧事并接替戴军统局长的职务而派了一名代理人。罗瑞卿则代表叶剑英。

　　三人小组到达沈阳后住在太和旅馆。在沈阳，东北三人小组中共代表饶漱石提出：（一）停止冲突；（二）停止运兵到东北；（三）国民党军退出3月27日后所占地区。然后三人小组代表各作一次发言，执行部三方人员亦各作一次发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或针锋相对，或不着边际，什么问题也未解决。

　　在沈阳只待了一天，罗瑞卿和陈士榘同机返回北平。由于美国飞行员对中国的地形地貌不熟悉，航行偏离到张家口，在山沟里转来转去，找不到机场降落。罗瑞卿在飞机上用他那有限的英语边说带比划告诉他们偏了航。飞机在大同机场降落，然后才飞到北平。回到驻地后，罗瑞卿把在飞机上的惊险遭遇说给李克农听。当时飞机失事频繁，3月11日，特务头子戴笠乘飞机在南京岱山撞山而亡，4月8日，一架美军飞机由重庆到延安，在山西，飞机撞黑茶山而失事，在机上的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高级干部全部牺牲。李克农颇为罗瑞卿平安回到北平而庆幸。

　　4月16日，罗瑞卿、陈士榘应周恩来之召，飞到重庆汇报沈阳之行的情况。在重庆，罗瑞卿参加了“四八”烈士的追悼会，然后又飞到延安向毛泽东报告工作。当罗瑞卿汇报到在军调部三方开会尽是吵架，国民党代表不讲道理时，毛泽东说：“什么叫道理？你想要讲的话就是道理。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讲道理。”听毛泽东这么说，罗瑞卿便把他同蔡文治关于“狡辩”的争论说了一遍，毛泽东大笑。当罗瑞卿汇报到军调部有些同志担心做不好工作，怕影响全局时，毛泽东鼓励说：“你们尽可放手工作，影响不影响全局，不在军调部。”对今后工作，毛泽东指示，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国民党的假报告，要坚决顶回去。听了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进一步提高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当罗瑞卿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郝治平带着大女儿峪田从张家口搭美国飞机到北平。她在来之前复习了半年英语，准备到军调部工作。李克农把她接到翠明庄。她们一进门便看见照壁上有一张蒋介石身着戎装的半身像。刚刚4岁的小峪田立即指着说：“大坏蛋！”郝治平知道，此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怕惹出麻烦，忙将她抱起来，对她摇摇头。李克农给郝治平安排好住处，对她说：“有电报，老罗今晚就回来。”

　　但是，当天罗瑞卿并未回来。到晚饭后，李克农见郝治平站在阳台上朝长安街方向眺望，便走过来安慰郝治平说；“治平同志，等急了吧？”郝治平何尝不急，但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此时的李克农也很着急。一个月两架飞机失事，一架上面是戴笠，一架上面是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震动了全国、全世界。他知道郝治平也会往这上面想，他没有将上次罗从沈阳回来飞机迷航的事告诉她，否则郝就会更着急了。他只是说：“不用担心，罗政委不会出什么事，可能有什么事耽搁了。天凉了，进屋休息吧！”

　　这一夜，郝治平彻夜无眠。第二天，罗瑞卿从延安回来，郝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罗瑞卿看到妻子十分高兴。当郝谈起她一夜未睡时，罗瑞卿说起上次从沈阳回来迷航的事，郝治平还真有点后怕。

　　郝治平到北平后，感到在军调部工作环境完全不同于在解放区，自己不一定能适应。罗瑞卿告诉她，蒋介石在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军调部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于是，郝治平决定住几天后即返回张家口。临行前，军调部的年轻翻译王光美、康黛莎都劝她把孩子留下来玩几天。从北平到张家口，美国飞机几乎天天都有，过几天再把她送回去。郝治平知道罗瑞卿十分喜欢孩子，便把孩子留在了北平。王光美、康黛莎等天天带她到近在咫尺的王府井，买衣服、玩具，吃冰淇淋。在协和医院门前，王光美还给峪田照了一张相片，峪田穿着夏装，骑着童车。到“文革”期间，专案组硬说这张照片是6月间照的，以此证明郝治平6月仍在北平，而且还请了保姆，保姆即是特务。据说同王光美有关，从而在把王光美打成特务的同时，把郝治平进而也把罗瑞卿打成特务，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