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些至理名言早已深深扎根在陈赓心中，武将办学，加上儒将的谋略，陈赓以非凡之举为哈军工呼唤来大批的优秀教授和专家学者。
　　身经百战的陈赓像指挥打仗一样，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再制定作战方案。学院筹建完全从无到有，开始起步时就明确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
　　陈赓看准了教学之本，也就认准了名师出高徒。建校之初，他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师资力量缺乏。眼看就要招生开学了，教授调不来怎么行！陈赓八面威风，带兵打仗百战百胜，可不能派军队把教授抓来呀。此事火烧眉毛，却难不倒陈赓。他想方设法，从全国各地选调来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为哈军工组织起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哈军工创办之初，陈赓常给校领导们念叨的一句治校名言是：在学校，学员是“吃饭吃菜”的，教员是“做饭做菜”的，领导是“端盘子”的。
　　他这个一院之长，把全校看作一盘棋，而且组建教师队伍是他最看重的一步棋，他要一步一步地实现目标。
　　陈赓抓教师队伍的办法是：上方宝剑加八方求援，最后广聚人才，依靠事业拴心留人。
　　陈赓对军事科学研究室的教授、专家十分器重，这不仅源于他向来爱护知识分子，还因为这个科学研究室是陈毅一手创办的。
 　1949年，陈毅率军挺进江南，注意到这片文化丰厚的土地上散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必定是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陈毅任上海市长。陈毅提出先建一座“庙”，把失散的教授、专家们聚到一起，妥善安置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们有个家，部队同时也有了一个人才的聚宝盆。
　　陈毅专门在华东军区司令部设立了军事科学研究室，汇聚了这些高级科技人才。当时，在研究室工作的成员多为海外归国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科学家。
　　此时，为了支持陈赓办学，陈毅慷慨地把研究室和盘托出，一个不少地端给了陈赓，成为陈赓办学最初的教授力量。
　　陈毅和陈赓在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两个人都有豪爽、幽默的儒将风度，早在1947年8月6日，陈毅就曾写电稿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陈毅自然要助陈赓一把。因为他1930年曾亲任红军干部学校校长，他知道办学最需要的是教员。他毫无保留地端出“聚宝盆”，虽然忍痛割爱，却丝毫没有犹豫。
　　陈毅对战友陈赓的评价有著名的三句话广为流传，一曰：“陈赓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二曰：“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三曰：“陈赓是我们党的一门炮。可惜现在我们这种炮少了一些，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炮。”
　　事实印证了陈毅的“三句话”，陈赓这门炮，一开“火”，就弹无虚发，相当厉害。
　　陈毅苦心召集来的15名教授一到陈赓手下，就成了“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
　　陈赓依靠这些知名教授组成一个请调小组，熟悉教育界、科技界情况的张述祖、马明德、任新民教授摸清了分散在政府机关、高教系统、科学院和工业部门的专家、教授的情况，提出可以请调人员的名单。其他人也都提出几个自己熟悉的老同学、老同事，介绍他们的专长和经历以及现在任何职。请调小组一开会兜情况，陈赓就亲自来听，当听到介绍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就会两眼放光，当场拍板：“抓紧调来！”
　　有一次，请调小组正在议论，提到高步昆和殷之书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在建筑设计上很有一套。陈赓一听当场表态：“咱们就要成立学院建筑委员会，正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赶快调来。”当他听到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王受符、浦发、董绍庸等教授的情况后，兴奋地说：“他们在军内工作，更好调来。我们学院需要名教授。只要他们愿意来学院工作，我去看他们。”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初各行各业都急需科技人才，一些名教授都是所在单位的宝贵财富，要把他们从多年从事的工作岗位上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中一下调到关外寒冷的哈尔滨去，谈何容易！单位愿意放和个人愿意去都成了难题。
　　陈赓请德国留学归来的弹道专家张述祖教授根据学院所需专业和请调小组的意见，提出了所要聘请的教授和专家的名单。
　　张述祖拿着那一长串的名单递给陈赓时连连咋舌：“我是写出来了，可是要把这些人调来难啊！”
　　“你说吧，”陈赓从上到下看着名单问，“调他们要经什么人同意？”
　　“地方的，军队的都有，起码要政务院副总理批，也许可能还要找周总理批……”张述祖用迟疑不定的目光看着陈赓。

　　陈赓说：“人身上最有价值的就是知识。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教师队伍建设自然要摆在首位。”陈赓也考虑到国家师资短缺，大量请调有困难，第一批先选调62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副教授作骨干，其他的以后再调。于是他拿着名单去找贺龙、陈毅副总理，又去找分管此项工作的习仲勋、安子文、杨秀峰等领导同志商量，经中央军委同意后，陈赓要亲自将请调教师的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审批。
　　周恩来日理万机，追踪到他的行踪不容易。上班时间找不到，陈赓就起了个大早，在总理上班前到家里去“堵”。结果把周总理堵在厕所里。
　　周恩来一出厕所，好生奇怪，问道：“陈赓，这么早你来作什么？”
　　陈赓赶紧把纸和笔递上去：“我要调几个教授，请你批一下。”
　　周总理说：“你等一下不行吗？”
　　“等一下，你就走了。”陈赓实话实说。
　　“你真是个急性子。”周总理看完报告后问，“你这个陈赓啊！怎么要这么多教授？一次抽调62名教授太多了，能否减少一些？”
　　陈赓说：“这是最低要求。不能再减，务请如数调聘。你不批，我就不走。”
　　周恩来看陈赓迫不及待的样子，微笑地点了点头，接过陈赓手里的笔，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然后又嘱咐道：“军事学院的两名教授，我已经跟刘伯承同志说过，你再去找他一下，请他多支持。”
　　陈赓出了周恩来家，就直奔刘伯承家。
　　刘伯承闻讯迎出来，一眼望见陈赓急匆匆的样子，故意把脸一绷问：“你的手真长，挖我的墙角来啦？”
　　陈赓故意喘了口大气，毕恭毕敬道：“老师长，我哪敢！”
　　“你的鬼心眼我还不知道？”刘伯承握住陈赓的手，“你办学院我能不支持吗？你还叫周总理给我打电话……”
　　实际上周恩来早就在支持着陈赓，帮助哈军工解决师资问题。因为学院上报请调教授和专家来自于高等教育部、华东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重工业部、兵工总局、船舶工业局、中国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等许多单位。要把教授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哈军工，相当不容易。
　　当时国内师资短缺，面对人才需求与人才短缺的矛盾，陈赓以非凡之举选聘人才，以博大的胸怀去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他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人才工程，去识才、聚才、爱才。哈军工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保密单位，对要调进来的人员都要进行政治审查，可忙坏了保卫部门。一些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都要送陈赓审定。
　　一天，保卫部部长又把一份名单送到陈赓面前，其中有黄德馨等3位军事教员，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后起义。陈赓说：“你们保卫部审查一下，没有其他的问题他们完全可以来当军事教员，他们都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我们要用人不疑，人尽其才嘛！”陈赓指着数学教员俞大贞的名字问：“你打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她是有疑问的。”部长解释说，“按照政审条件她不合格，她有一个哥哥俞大维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她在我们学院工作不合适。”
　　陈赓问：“她本人工作表现如何？”
　　“工作表现认真负责，没说的。”
　　陈赓风趣地问：“那么我们政务院部长的妹妹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工作呢？”
　　部长答：“当然可以！”
　　陈赓把手一挥：“你呀！你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你只知道她有一个哥哥是台湾国民党要员，而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哥哥是黄敬同志，是我们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她没有跟那个国民党的哥哥跑到台湾，却跟这个共产党哥哥留在祖国，这不正好证明她是进步的吗？”
　　保卫部长满脸通红。
　　陈赓语重心长地说：“做工作不仅要有坚定的原则，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知识……”
　　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张述祖探了一下头，陈赓连忙喊：“张教授，你进来，我正要找你呢！”
　　张述祖进屋坐下来。
　　“张教授，你说说那弹道专家到底怎么样？”
　　张述祖扶了一下眼镜说：“他叫沈毅，曾经留学法国。现在学院正缺弹道专家，可惜呀……”
　　陈赓说：“那咱们赶紧要呀！”
　　张述祖满脸复杂的表情摇了一下头：“恐怕要不来。”
　　“是不是又要周总理批？”
　　“我看谁也批不了他。”
　　“为什么？”陈赓用疑问的眼光盯着张述祖，“我不信！你说说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沈毅曾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起义，对我军建设兵工厂制造枪炮有过贡献……”
　　“他起义了，咱们既往不咎嘛！”
　　“陈院长，你不知道，他以后到了民航总局任财务处长，贪污了巨额公款，‘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大老虎’，要判他死刑，谁还敢打他的主意？”
　　陈赓怎么也没想到沈毅竟是个死刑犯。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皮鞋踩着木地板嘎吱嘎吱作响，又抬起头看着窗外，沉思良久。他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发起了全国规模、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正是“三反”运动的高潮时期，人们称大贪污犯为“老虎”，让“老虎”出来工作谈何容易。可当下学院需要人才，打成“老虎”就来不成了。
　　陈赓紧锁浓眉问张述祖：“你说沈毅是个人才，那么我出面要下这个罪犯如何？”
　　张述祖万万没有想到陈赓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迟疑地问：“这能行吗？”
　　“可以叫他立功赎罪嘛！”陈赓决心已定。
　　他当即叫来了筹备处的李懋之：“你立即给薄一波同志挂个电话，他是中央‘三反五反’运动的领导人，请他刀下留人。”
　　李懋之挂通电话，感到事关重大，自己不便讲，就把话筒给了陈赓，请他亲自给薄一波讲。
　　薄一波听了陈赓的要求，说：“你真爱惜人才，这个贪污犯判了死刑，你也敢要？”
　　“敢要。既然是人才，请你留他一条命，我还可以用他。我要改造他，让他戴罪立功。”陈赓语气坚定。
　　“你敢要我就敢给。不过光我一个人还不行，咱们要共同给董老打电话，咱俩都得给董老打保票。”薄一波提出了条件。
　　“行，一言为定！”陈赓放下电话，总算长出了一口气。董老即董必武，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政法委主任。
　　陈赓又给董必武打电话：“董老。刀下留情，你把民航总局那个贪污犯沈毅给我们哈军工吧！”
　　董必武奇怪地问：“你要那个犯人干什么？”
　　“他是弹道专家，又懂法、英等国文字，我们现在正缺翻译，你能不能给他一条生路，让他立功赎罪？”
　　“我明白，你的意见可以考虑。”董必武说，“但你不要着急，我再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商议一下，沈院长是法学家，请他主持高法讨论一下，能否将沈毅的死刑改为死缓监外服刑，以观后效。”
　　“那太好了，董老，您可要快些！哈军工太缺人才了！”陈赓放下电话，高兴地把两条胳膊往上一举，他知道董必武可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一个星期后，最高人民法院派人将戴着手铐脚镣的沈毅押送到北京市恭俭胡同哈军工筹备处办公室，交保卫部签字接收。然后，法警取掉了沈毅的手铐脚镣说：“这个罪犯就交给你们哈军工管理了。”
　　在陈赓面前，沈毅羞愧地低下头，活动了一下卡出印痕的手腕和双脚，干黄的脸埋在胸前，他不敢看陈赓，也不敢说话。
　　陈赓宽厚地安慰他：“沈毅，我们保你出来，是希望你用你的专长继续为人民做工作。明天就送你去哈尔滨，到军工后你就翻译科技情报资料，一边工作，一边改造，重新做人。”
　　“扑通”一声，沈毅双腿跪下，痛哭流涕，呜咽道：“你们给我一条生路，我一定好好干，立功赎罪。”
　　陈赓把沈毅拉起来：“不要这样。以后将功补过吧。”
　　陈赓命军务参谋沈清波负责把沈毅送到哈军工去，临走特别嘱咐道：“小沈，你要一路小心，沈毅既是人才，又是罪犯，路上可不要出差错啊！”
　　沈毅到哈军工后，交政治部保卫部管理。科教部让他专门翻译国外有关弹道方面的科技情报资料，以供学院教学和科研参考。他翻译的资料对弹道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为了奖励他，陈赓与学院的保卫部研究决定给他减刑，鼓励他更好地工作。
　　1959年沈毅特赦，不再服刑，他和其他老教授一样同住在教授楼里，一直工作到晚年。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至今著名航天专家任新民和一些老教授一提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动情地说：“陈赓院长是真心实意地尊重知识，爱护人才。”
　　陈赓让教授们住进条件优越的教授楼，自己却在寒气袭人的简陋小平房里安家，还乐呵呵地对别人说：“我这小平房真不错，与朝鲜小山洞相比有天壤之别……”
　　那时候，陈赓经常以朝鲜战争中的英雄事迹，教育和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陈赓不仅爱才也爱兵。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当时哈尔滨住着不少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伤残军人。有一次，哈军工校门口的汽车站上一辆公共汽车开来了，正当人们排队按顺序上车时，突然，一窝蜂拥来了十几个年轻的志愿军伤残军人，争着要上车，旁边有几个老百姓不太满意，说了他们几句。谁知这几个伤残军人发火了：“老子在前方流血牺牲，现在身残归来，还不该优待优待？”群众中有几个转业军人看不惯，说了他们几句。这下，更激怒了这群伤残军人，他们高门大嗓地喊：“除了志愿军司令员，谁也别来管老子！”
　　就在这当儿，一声霹雷，把这几个人震了个愣：“我就是志愿军司令员，今天我就管管你们！”一听这话，旁边有几个人冷笑几声：“居然冒出个志愿军司令员？”
　　这时又听一声雷吼：“我是陈赓！”
　　那十几个人一听，刷地一下立正行了个军礼，连手也不敢放下来。
　　“警卫员！把他们带走！”
　　陈赓对着车站上的群众歉然地说：“战士无礼，干部有责，这是我陈赓教育不严。”接着他又朗声对着那几个转业军人说：“总算还有几个懂得遵纪守法的，不然，我这个司令员可无脸见江东父老了。”
　　后来，陈赓把那十几个年轻的伤残军人狠狠“克”了一顿。然后，要了一部车子，派人带他们游了斯大林公园和太阳岛，又把他们送回休养院。临走，陈赓与伤残军人一个个拥抱了一下，还亲切地刮了一下他们的鼻子，深情地说：“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英雄，是有功之人哪，人民敬重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居功骄傲，要保持志愿军的荣誉，万万不可把自己降成兵痞！要是人民厌恶、嫌弃了你们，你们就连亲爹亲娘也没有啦！”
　　陈赓爱才、识才、聚才还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那时想调一个知名教授、学术带头人来哈军工可真是不容易。别看有“上方宝剑”，拿着调令到高等学府里调人，照样会遇上婉言拒绝。
　　调复旦大学的数学教授卢庆骏可真是惊动大了。
　　黄景文原是陈赓第三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处长，筹建哈军工时，陈赓知人善任，让他拿着周恩来亲自批准的调令去各地调人。
　　在当时来说这是一项最艰难的工作。尽管各级党委对来自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都很重视，可是以陈赓为首的哈军工党委立下一条规矩，就是说服被调教授同意去军工工作，教授不同意，是不能强行调动的。负责此项工作的黄景文和赵子立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讲师听说要他去哈军工工作，先是给他们讲了一大堆困难，最后干脆跪在他们面前，黄景文双手扶起他，并将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
　　调卢庆骏教授时情况很特殊，当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卢庆骏随系从浙江大学调整到复旦大学。卢庆骏服从组织调动，但是他所在单位――复旦大学和他的老师苏步青、陈健功教授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卢庆骏无论是在浙江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都是教学和学术骨干，不想放他离开是可以理解的。再说，哈军工初建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本来校名全称叫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为了保密起见，周恩来特意删去“技术”两个字。有些情况是不能对外讲的。而复旦大学的校系领导，当时还不能理解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要调他们数学系的学术带头人，起初不同意放卢庆骏教授。为调卢庆骏，黄景文和赵子立给张衍主任写了一封信，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其中缓调卢庆骏的建议有可能被复旦大学采用。
　　陈毅说：“陈院长，有人告你们哈军工的状啦，说你们哈军工要挖复旦卢庆骏教授，人家培养好多年才出这么一位叫得响的数学家，你们拿张调令就想把人挖走。苏步青先生在上海市民主党派会议上提意见说：‘军工是挖工事的，指名要卢庆骏去干什么？’苏先生一说，好几位民主人士都不满意啦。你可要想个办法去解释一下呀。”
　　苏步青是中国教育界泰斗、国际数学界杰出人士。1931年在日本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苏步青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开始了他“精培细育勤扶植，不出人才誓不休”的教书育人生涯。他专长微分几何，创立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在国际数学界占有无可争辩的地位。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又曾任过浙江大学校长，当然很看重他精心培育的得意门生卢庆骏的数学研究前途啊！
　　陈赓万万没想到，调一个数学教授竟会惊动这么大。陈赓立刻派军工筹委会副主任徐立行专程到上海拜访苏步青，向他说明，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是培养我军陆、海、空武器装备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迫切需要各门基础课的教授专家，请苏步青给予支持。
　　苏步青说：“我这才清楚了。你早告诉我军工这么重要，我早就同意了。我还以为‘军工’是挖工事的。既然这样，就调给你们吧！卢庆骏可是我的得力助手，他年富力强，数学功底厚，放他走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可要发挥他的作用啊！”
　　卢庆骏调哈军工后，任数学教授会（数学教研室）主任，对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主编了数学教学讲义，他对青年教师和学生强调要独立思考。当时24岁的助教汪浩拿到讲义后，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个月还没完全弄明白。于是，汪浩去请教卢庆骏，卢教授和蔼地看着他的助教说：“过去我是不问的，现在你们可以问，但是最好不问，应该独立思考。”这段话深深地记在汪浩的心中，对汪浩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卢教授治学严谨，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以及他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汪浩。当时在年轻的教师中培养共产党员，汪浩对组织部的人说：“做人要做卢庆骏那样的人，我要向卢庆骏教授学习。”那人惊讶地问：“你怎么向他学习？”汪浩真诚地说：“我应该向他学习，卢教授就是我身边的榜样。”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骨干，带起了一支年轻的数学教师队伍。后来，汪浩任国防科技大学政委，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却永远忘不了他的老师。
　　还有一些教授专家也类似于卢庆骏这种情况，工作离不开，指名调也不给。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周恩来出面，问题才得以解决。他们到哈军工都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有一次，陈赓走进周恩来的家门，一脸严肃认真，他把请调教授的名单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抬头看着他说：“陈赓，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说好的是最后一次了吗？”
　　陈赓说：“上次说的不算，这回是最后一次。这次可是学院急需要的，这些专业需要学术带头人。”
　　周恩来指着名单说：“你把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都调到你那儿，别人会有意见的。”
　　陈赓说：“这回批了，我不再找你要人了。”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问：“已经给你不少教授了，这次我不批好不好？”
　　陈赓还是执意请周恩来批，脸上的严肃变成了顽皮的笑容：“你不批，我就不走。”
　　周恩来点了一下头说：“这次可是最后一次了，你可不能说了不算啊！”
　　陈赓接过这份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名单，高兴地说：“谢谢总理支持！”“啪”的一个立正，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出门。他拿着那个批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登上车门，就对秘书说：“走，咱们有了‘上方宝剑’，立马就办。”
　　就这样，到1953年8月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前夕，已拥有各类教师500多人，实验人员300多人。当时，刘伯承看到陈赓对教师队伍抓得这样紧，这样快，这样有成效，开玩笑地称赞他：“你的手长，你的腿勤，能争取到各方面的支持，哈军工进展神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