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从18世纪的“泥足巨人”、“东方睡狮”到21世纪的“腾飞的巨龙”，中国走过了漫长的经济发展之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才真正走出贫困和动乱的“陷阱”，走向繁荣昌盛的新阶段。回顾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对于始终领导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实现 “执政为民”的宗旨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更需要深入总结历史经验。

　　13世纪，当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时，他看到的繁华和财富令他无比震惊，他将这种震惊告知给西方人。从此，西方人对东方这个古老的神秘国度便充满了期待。19世纪中期，当西方列强用工业化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大门后，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尖锐社会矛盾的古老帝国，一方面是皇帝和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一方面是民不聊生，出现了所谓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真实写照。这个步履蹒跚的帝国拥有着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儒家文化，它是一个敦厚的礼仪之邦，然而这种古老和敦厚似乎不堪一击。战争的苦痛折磨了这个国家整整100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不能扫除调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60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的经济方略越来越成熟。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分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第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6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落后，人均GDP仅为119元，城乡人均银行储蓄仅为1.5元，工业化的资金极为匮乏；但是同时我国却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封锁，而且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即使从国家安全和建立独立国防工业的角度，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当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为加快工业发展，就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材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其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总的来说，这七年既是新中国凯歌行进、意气风发、成就巨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因缺乏经验，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民主革命时期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到更多地信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其标志就是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而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辉煌与误区同在，是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历史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