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8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把老虎一起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我当时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按医院安排，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叶群的电话，令我颇费踌躇和疑惑：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除他们来上海休养时去看看他们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林彪、叶群怎么突然之间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且为什么电话又是找谢志成。我感到颇为费解，便与谢志成商量。志成说：“既然让你去，你就去；让我陪，我就陪。”我说：“也好。我病得时间久了，对运动又有许许多多的不理解，觉得自己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去会上听听也确实很有必要。”

　　10月8日，我和志成以及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士等一行登上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同机去北京的有林立果。

　　这个会议就是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进一步全面动乱。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儿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从机场到京西宾馆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上观察沿路的景象。只见满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街遍巷”，大道上、胡同里到处可见“破四旧”、“游斗”的激烈行为和恐怖情景。到了京西，见到的熟人也都表情严肃，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和平时不同，一个个显得格外谨慎，充满忧郁情绪。会议还未开始，整个京西宾馆便笼罩着紧张而神秘的气氛。

　　叶群走后，我便陷入了沉思，反复思量着这几个月来的形势变化。我虽然一直在养病，但没有一刻不在关心着上海的运动和社会上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过去谁也没有经历过。过去虽然搞过“抢救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但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每一所高校、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街道都被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谁也没有经历过，每个人都感觉像是处在一条湍急河流的漩涡中，谁也没有底。关键是中央什么态度，主席是什么态度。不管即将面对的事实有多么残酷，只要中央能给我们交个底，是水是火我们也敢趟过去。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什么样的群众运动没有领导过？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残酷斗争没有遭遇过？但那时我们有目标，有信心，有底气；可这一次不同，我们没有底。连我们这一级的干部都只能凭着报纸、文件和社会上的动向来分析形势，揣摩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更何谈领导运动、组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