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回顾新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里仅列举一些我们的肤浅总结。

　　(一)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

　　由于我国走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与苏联不同，苏联是由无产阶级革命退到新经济政策，然后再进到社会主义的。我国则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进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这个理论比较成熟、实践也比较成功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国情并卓有成效的社会制度。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就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就多多少少存在一个所谓的“历史情结”。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放弃了“七大”上提出的必须有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受到党内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的影响，由此发生的急于消灭私营经济和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脱离了中国国情。[6]

　　从历史来看，这是我国50年来所经历的三个前后相联系的历史阶段，从理论是来看，三者之间又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扬弃与发展关系。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只能站在今天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待三者的关系，既不能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角度，更不能站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角度。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的这段时间，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这个判断，史学界几乎没有疑义。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进一步说，是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个问题的引深，即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探讨，因为除了不可变更的历史发展顺序（包括不同的历史时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及中间经过了一个20余年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外，二者在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以及发展方向方面都非常接近，以致使不少人往往忽略了其差异。

　　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准确恰当地评价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以及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评价，应从理论和历史两个角度结合去研究，正如人有两只眼睛才能立体地看待外界景物。

　　一个角度是从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角度，亦即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解决中国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1—1949年，经过28年的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即形成于这个时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革命，即推翻三座大山，扫除中国发展的障碍，因此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即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和政策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至于建国初期，由于党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恢复经济、巩固政权，顺理成章地贯彻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 ，既是惯性使然，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1949年至今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党在理论上的探索主线始终是寻找一条加速中国发展和人民共同受益的道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社会发展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象建党初期怎样搞民主革命一样，是个陌生的问题，因为1949年以前的根据地经济毕竟只是一种战时的、农村的、区域的经济，并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战争，而不是发展问题。1949—1952年，如前所述，当时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恢复问题，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操作性探索才刚开始。而50年代前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的迫切心情，与苏联20—30年代又很相近，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令人景仰（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揭开了盖子，发现其工业化也有不少弊病），因此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就在所难免了。从1953年到1978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又试图改革其弊病的前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正确的改革思路和错误的改革思路并存和交织在一起，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改革思路占上风，直至演变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的改革思路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建国以来党在探索方面的丰富经验教训，既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也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这个理论提供了参照。

　　由于新民主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完成各自历史任务）几十年艰辛探索的科学结晶，因此不仅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前后相承的发展关系，甚至两个理论都是在一代人身上形成的，领导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主要参与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探索的科学结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党民主革命时期探索的科学结晶，其中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体现出来。是否可以这样说，新民主主义是40年代末党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90年代党对鸦片战争以来150年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后者既包含前者，又比前者更丰富、更深刻，因为后者经过了对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扬弃并吸取了战后40余年中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第二个是历史进化的角度。时间是不可停止、不可逆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目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终成果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障碍。因此它所代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之所以不同于与早期独立国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既反封建、又反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主革命。在当时资本主义弊病丛生、而这些国家又缺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共同起作用的混合经济体制。而战后经济的发展则不断证明，无论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还是贫富差别很大、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都不如这种模式好。实际上，战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改革，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都是趋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控并重、重视社会二次分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大概就是出于此，但是在当时，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把它作为过渡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成熟的经济形态。这种历史性的失之交臂，也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只是民主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实际上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已成为历史的经济形态和理论。从1949—1952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经过“四过”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经过缓慢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私营经济的办法，中国恐怕都要走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因为中国的国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否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正确思路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为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新中国经济40多年来发展选择的结果，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国际环境、党和人民的心态来说，都与建国初期大不一样了。

　　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后者与前者的相近之处尽管很多，也不是一种体制上的“回归”，而是包含，是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即后人的体制总是要剔除前人不正确或过时的东西，包含前人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巨大作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存在和发展；抱残守缺、囿于成见，只能葬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