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缘起：历史语境与个人经历的合力

　　2008年，注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有人说，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比过去十年的总和还要多，就我年轻的生命体验而言，2008的确是一个值得铭记和纪念的特殊年份。事实上，预期之中的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我及身边很多关注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同龄人早就对2008年怀抱着一种充满激情的丰富畅想。

　　2002年当我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时，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起始，之前一年，中国完成了对外开放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成功申办了北京奥运会，二是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借助这股东风，受益于中外教育交流的飞速发展，我得以获得机会亲身走访和观察世界各地，对我来说，这是大学岁月中最可宝贵的经历和财富之一。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日益频繁地被国际媒体关注和报道的起始。2003年"非典"风波过后，我在国外访问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趋势：很多西方报刊几乎不约而同地突出了有关中国报道的篇幅，而此前，能够获得如此待遇的亚洲国家只有日本而已。遗憾的是，这些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大部分都是充满误解或者偏于负面的。

　　基于这样的事实，2006年当我推研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后，如何塑造和传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便成为我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方向。感谢清华提供的平台，在组织全国政府发言人的巡回培训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区，在实地考察和亲身了解之后，一幅中国的现实图景开始在我的心中日渐清晰，毫无疑问，这一图景正是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的客观基础。

　　正是在历史语境和个人经历的合力促使下，我决定借助2008年发生在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新闻时事，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思考成果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应该说，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其实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准备动笔还要从北京奥运会说起。整个8月，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空前热烈、异常丰富，这一状况让长期收集并研究国际舆情的我应接不暇。8月24日，当我在"鸟巢"体育场亲耳听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于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赞誉时，我意识到，2008年绝对是值得中国人认真梳理和反复回味的沉淀之年。

　　事实上，这样的感慨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冲击我的心灵。5月份，四川大地震突如其来，当我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报道灾情时，眼前景象的惨烈和残破，令我永世难忘。然而，让我更加无法忘怀的，是我们中国同胞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抵达灾区后，在裂缝清晰可见的一座宾馆危楼中，我度过了报道灾情的第一个夜晚。就在同一座楼中，还住着刚刚从东北调集而来的数十位医生和护士，他们都是灾难发生后主动要求前来救护伤员的白衣天使。一位人到中年的外科大夫告诉我，她的女儿即将迎来高考，然而眼见着一个个同样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依然被压在废墟之下，此刻，她的心中不能只装着自己的孩子。

　　当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在灾区上演，并经由那些原本不近人情的国际媒体而为世人所知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再一次被拉近许多。此前，放宽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限制的国务院477号令，为2008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埋下了伏笔。四川陈家坝一位不顾生死而投入救灾的乡党委书记，甚至感动了美国CNN记者，这家此前与中国网民过节甚深的西方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新闻报道中对于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左的共产党员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扬。

　　事实上，2008年的中国故事早在年初春运高峰时就已经上演。感谢种种机缘，作为记者和学者，我先后参与了南方雨雪灾害、西藏骚乱事件、四川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中国奶业危机、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中美关系建交30周年等新闻时事的报道和调研，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有关中国时事的境外新闻评论。

　　在本书第一部分《奥运2008：国际媒体记录的中国大事记》中，我重点回顾了奥运会闭幕前，呈现在国际媒体中一件件跌宕起伏、悲喜交加的中国故事，并试图以新一代"中国少年"的眼光，分析并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所蕴藏的中国及世界发展的弦外之音。

　　开放的"鸟巢一代"：北京奥运会的精神遗产

　　北京奥运会无疑是2008年中国乐章的最高潮，奥运期间中国所表现出的开放心态，获得了国际记者以及外国游客的普遍肯定与热情赞扬。对于大部分第一次亲临中国的他们来说，百闻不如一见，过去道听途说的有关中国的种种误解，在中国民众的友好与开放面前烟消云散。

　　奥运期间我结识了很多来华采访的记者，阅读了他们撰写的大量报道。英国《卫报》记者安迪•布尔曾经这样描述他平生第一次的北京之旅。在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安迪赶上了似乎永远开不到尽头的大堵车，他很自然地犯起了嘀咕：如果只有一半汽车上路都会堵成这样，可想而知这座城市平时是什么样子。然而，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塞车只是因为前方一辆汽车发生了抛锚。大巴绕过这辆汽车后即开始在开阔的六车道上加速行驶，十分钟后，安迪顺利抵达宾馆。

　　国外媒体议论良久的空气污染，也是安迪关注的新闻焦点之一。一大早，他便发现"鸟巢"笼罩在浓雾之中，一公里开外就几乎看不见了。当他就此开始对北京的空气质量彻底绝望时，浓雾却在下午时分消散无形，天空呈现一片宁静的蔚蓝色。为此，安迪不禁感叹：任何事情都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西方人脑海中依据过去60年的图像、文字和观点所建构而成的那个北京了，这是2.0版的北京，可能说6.0版甚至7.0版的北京都不为过：

　　"历经数载期盼，当奥运会真的要在北京举行了，人们极容易贸然下结论。作为第一次到中国的游客，我对中国的所有了解都是建立在从书籍、新闻报道、电影和电视节目所获取的信息之上。我们得到的二手和三手消息越多，我们的想法就越脱离实际。……这座城市变化太大了。我对北京的想法落伍至极。现代中国正向世界展示自己，我们必须接受亲身经历的现实，而不是固守别人灌输给我们的昔日中国的概念，或是抱持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安迪对于中国印象的改观，要感谢那些自信、开放和包容的中国同胞，特别是很多与我同龄的"80后"青年志愿者，在本书中，我借用韩国《朝鲜日报》创造的新概念，将他们称为"鸟巢一代"。韩国记者朴时煐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时，指的是那些"为参加奥运志愿活动学习英语，擅长与外国人对话，爱国心强的20多岁的年轻人"。很快，"鸟巢一代"风靡中国网络，很多华人学者都为这个摩登名词做出了新的阐释。《中国青年报》曾以3006名中国网民为对象，对奥运会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进行相关调查，有47.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就是"鸟巢一代"，作为亲身体验过奥运会的新一代，他们认为自己与前人看待社会和世界的视角有所差异。中新社评论员许晓青的注解得到众多网民的认同，在他看来，"鸟巢一代"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的80至90年代，他们开放外向，追求变化的欲望强烈，未来将成为诱导中国快速变化的核心力量：

　　"'鸟巢'这一代中国人，出生于20世纪的80至90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举止优雅，通晓外语，能言善辩；他们面对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群，没有羞涩、胆怯，而是张开怀抱；他们对西方经验与中国传统，同样抱着尊重和宽容的心态。"

　　正是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鸟巢一代"的开放、热情和友善，戳破了横亘在中西民众之间的冷漠和隔膜，促成了不同种族民众间人性相通的理解和温情。英国《卫报》的网站在奥运期间还曾特意开通了一个有趣的专栏博客，取名 "北京人"，由驻京记者们记录各自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史蒂夫•克莱姆在采访途中得到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关心和帮助，尽管这位北京司机不会讲英文，却用和善的态度展现出了一个大国国民的善良与开放，感动的史蒂夫在报道中感叹：我问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们的英文水平如何，总是对我充满了热情和微笑，北京人的态度让人感到北京的确是一座国际大都市。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奥运期间的社评中，赫然提出了"北京主义"的新概念，认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人自我发展的信心，同时也让西方通过这场体育盛事看到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

　　事实上，"鸟巢一代"其实并非仅仅局限于"80后"的年轻人，那些将中国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形象传递给外面世界的所有国人同胞，都应该是"鸟巢一代"当之无愧的成员。中国人自古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理解，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没有必要因为别人与我们不一样就时时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与人家不一样就处处妄自菲薄。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所言，奥运"鸟巢"引来的不仅是参赛运动员，也包括政见不同的政治家和对中国怀抱复杂心理的各类人物：

　　"他们可能更新对中国的看法，也可能揭开中国人未曾意识到的问题或者伤疤，但是要从积极的态度看，这对中国的发展和成熟是很有利的。见识了未曾见识过的，便知道今后如何应对；意识到自己的某种短处，就会设法弥补；经过斗智斗勇，就会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中辨别高明与荒诞、大气与小技。"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国际媒体的负面新闻：无意？善意？敌意？》中，通过对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各类负面报道的梳理和分析，我试图揭示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认识世界的种种规律及其背后原因。与此同时，我希望传递给读者这样一种信心和理念，即不论中国与世界融合的道路将是多么复杂和艰险，"鸟巢一代"中国人对于多元丰富的外面世界的理解和包容，都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进步。毫无疑问，蔚为壮观的"鸟巢"，孵化出的是一个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新新中国"；而唯有开放和自信的心态，才能够有助于我们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范，才能够有助于我们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误解。

　　理性的"少年中国"：改革30年后的回首和展望

　　2008年，一个繁荣与自信的"新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这一年，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节点。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到200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世界第四。

　　我的北大学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如是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巨型经济体，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特征和原因。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创造的'美利坚奇迹'和20世纪日本和'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经济成就更大，惠及人口更多，影响更深远，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更大。"

　　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显著提高。2008年，在奥运会为整个民族带来的巨大荣誉和骄傲面前，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的成年礼。的确，以奥运会为标志，开放而自信的中国在2008年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是否能够用"步入成年"来形容今时今日的中华民族，湖南媒体人杨耕身的一段评论曾经让我回味良久：

　　"若说一个人的成年，必然标志着成熟与担当，理性与责任，那么一个国家的成年，拿什么来界定？我想，这要用一个国家政治机制、经济体制和公民精神的成熟程度来衡量，整个国家要能做到理性而不偏激，富足而不骄奢，自信而不野蛮，不仅拥有自己坚定的价值观，更需要成为一个获得广泛价值认同的大国。"

　　奥运期间，一些国人同胞对于在海外执教的中国教练的抨击与诟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国国民的某种扭曲心态。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万邦来朝的世界中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强烈自豪感，在很多中国人心中逐渐演化成了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和自负心态；近代以来，"天朝大国"的中国却又蒙受了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肆意欺侮，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民族伤疤。如此，一种自卑与自负交织融合的畸形情绪，长久以来弥漫在无数父辈及父辈的父辈们心中，成为他们无法释怀的终身梦魇。奥运会的举行，给予这种非理性情绪一种集中释放的空间和机会，很多人在北京奥运所营造出的"万邦来贺"的喜庆气氛中，体会到了国家强盛与民族崛起的情感愉悦。

　　然而，这种过犹不及的非理性情绪投射于对外开放领域，使得很多国人同胞今时今日依然以一种"敌我"和"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奥运比赛中，个别只为中国队加油呐喊，对外国运动员漠然视之，甚至倒彩不断、脏话连篇的中国观众依然提醒着我们，13亿人口的泱泱中国并未在整体上步入成熟，今天，我们的一些同胞身上依然体现出"少年中国"的某些样貌和特征。

　　少年是可以犯错误的。5月四川强震后的全国哀悼日，沈阳市20岁女孩张雅因不满网络游戏的暂停，公然通过网络视频辱骂四川灾民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此不理性甚至不道德的行为，很快引发了全国网民的批判。然而，当网上出现了其他网民用更加粗鄙和难听的语言来羞辱和诅咒这个年仅20岁的女孩时，中国人对待同胞的非理性情绪再一次走向了极端。与之类似，当大地震震出一个不顾学生安危、只顾自己逃命的中学老师"范跑跑"之后，媒体和文化名人们对于他的一边倒的表层批判和上纲上线，使得"范跑跑"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及根源，在一片疾言厉色之中全部掩埋、无人问津。对于这个三十出头、心智迷失的年轻人，鲜有人去关心和拯救他的灵魂与未来，这种不宽容、不理解、不深究的心理特征，再次体现出今日中国国民心态中某种明显的非理性和不成熟。

　　少年也是充满希望的。今天的"少年中国"，与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笔下的"少年中国"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20世纪中经历了革命、建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岁月，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巍然屹立、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然而，新的世纪、新的形势，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走过30年，依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不可讳言的是，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深藏于社会之中的矛盾与弊端，贫富失衡、权力失守、事故频发、环境恶化，这些都是导致当今中国部分国民缺乏大国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社会背景。2008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多起大规模群体性暴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在复杂利益冲突面前某些群众的理智丧失与精神崩溃。

　　然而，我们不能过多责怪这些承受着巨大压力和困难的普通人。

　　2008年，地方政府公权力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合作，甚至公然侵犯群众利益的腐败事件依然屡现报端，在这些非理性的政府公职人员面前，普通民众如何能够理性？

　　2008年，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企业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和困境，从"乳业危机"到"金融危机"，一些企业主的道德沦丧或玩忽职守昭然若揭，在这些非理性的企业主面前，普通民众如何能够理性？

　　2008年，商业化气息日益浓烈的大众媒体，充斥着"港星艳照门"的桃色事件、"孙中山是韩国人"的炒作新闻、"检察院逮捕记者一定就是违反新闻自由"的媒体审判，在这些非理性的媒体人面前，普通民众如何能够理性？

　　2008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左右思潮之争"依然忙乱纷扰，各说各话的两派学者看似都有道理，却往往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偏激的争论过后，人们往往依然无所适从，在这些非理性的知识分子面前，普通民众如何能够理性？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媒体镜像外的中国与世界：交流？交融？交锋？》中，我选取并评述了2008年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看待今日改革的种种代表性事件，某种程度上，这些事件反映出的依然是中国国民理性精神的相对缺失。这种理性精神，与某派学者所全力攻击的"盘算利益得失"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截然不同，强调的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集体价值的坚守和他人观点的包容，意味着公民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国家和个人必须在开放、自信和包容的心态中与外部环境展开协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胁迫、不盲从，不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完全忽略和刻意抹煞他人的话语权。

　　变革中的大国及大国国民：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尝试着去理解和包容别人，哪怕是看似与自己完全相左的观点，是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悠久传统，也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题中之义。中国是世界大国，作为大国的国民，我们必须展现大国的风范。

　　然而，面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既存的种种深层次矛盾，学术思想界的观点和主张依旧是各有侧重、各领风骚。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将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逐渐消除，因此，继续大力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是他们为中国社会下阶段发展开出的药方；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公权力的管制范围太宽，只有当无所不在的政府管制进一步退出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才能够避免政府公权力与强势利益集团彼此勾结的腐败现象，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的药方大多指向削减政府权力的"自由"和"民主"；恰恰相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在于市场化改革后，政府管制的范围日渐被商业利益集团所侵蚀，这些在上一阶段改革中受益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为富不仁、居心叵测，借助自己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扩大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因而，在这些学者看来，唯有进一步限制甚至收回政府让渡给市场的"私权力"，有效增强各级政府的管治权威，才能够确保中国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最终消除。

　　现实生活中，就我在北大和清华求学多年的经历而言，代表上述三种观点的学者和老师几乎都是大有人在，而且每一派都坚持己见、各执一词。他们之间鲜有正面的交锋和辩论，却往往在不同层面的争执之中反复强调着自己观点的唯一正确性。受到前辈学人的影响，我身边有不少同龄的年轻人在学术观点上也大多各有所归，在与他们的日常交流和讨论中，我常常觉得"四面楚歌"。因为，在他们痛陈己见的同时，我总是试图将对立观点的初衷和来由也呈现给他们，以期能够促使他们做一些不同维度的思考。不过，最终的结果却往往很难皆大欢喜，大家对于自己观点的过分自信及他人观点的完全排斥，常常让我觉得无可奈何。其实，对于各派学者和友人的观点，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却都抱持着一份理解和包容的心态，他们的观点虽然看上去大相径庭，却大都具有良好的初衷，并且抓住了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的某一方面--尽管都不是全面的。我对于他们的质疑和批评，只是期望能够提醒他们，在充分肯定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能够静下心来体会和反思对立观点的来源、背景及合理性，哪怕最终的结论依然是坚持己见，但至少不要对他人横加指责，甚至乱扣帽子，这样才不至于在求索真知的道路上走得太过偏激。

　　今天，我眼见着前辈学者间有关中国道路的讨论日渐纷纷扰扰，"上下左右"的帽子漫天飞舞，总是打心眼儿里觉着可惜，因为，这么多优秀的学术精英，将智慧与精力耗费在不同层面甚至失去理性的争论之中，这是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力量的耗损与浪费。近年来，各派学者常常将其他对立学者讽作"精英"，大有将"精英"这个原本预示着追求卓越、力争上游的褒义词打入冷宫的架势。想来，今日中国既存的种种矛盾，的确包含了某些为富不仁的所谓"精英"与人民大众的所谓"草根"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改革开放后，对于大部分如我一样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而言，求知、明理、丰富学识的意义和目的，不正是为了告别"白卷英雄"的荒唐年代，增长更多的见识和本领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更好地为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贡献青春与能量？所以，没有必要妖魔化"精英"这个词，也没有必要在大部分有良心的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渲染无谓的矛盾和冲突。真正需要做的，是促使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有权力、有财富的人，坚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底线和要求，以集体主义的理念和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资源优势发挥在帮助弱势、促进公平方面，共同维护我们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稳定。

　　回过头来评判上述三派学者的不同观点。在社会改革日益深入人心、问题与矛盾却也逐渐暴露突显的当下中国，他们的存在无一不是印证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与中国民众，在国内外形势日新月异的21世纪，正深处于剧烈而复杂的变革运动之中。只是，由于他们对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侧重各有不同，同时受到各自经历和背景的影响及制约，看待中国未来方向的视角，如同盲人摸象一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一，主张以经济增长来消除社会不公的观点，我姑且称之为"经济万能论"。这派学者的确看到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给全体国民生活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在中国GDP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老百姓的绝对生活水平确实都有了显著提高，这也是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然而，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同时也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比如居民贫富分化、政府官员腐败、企业道德缺位、媒体立场混淆、资源日益枯竭、环境严重恶化等等。这些体制性矛盾，都是下阶段中国改革需要攻坚克难的重点领域，而且，都无法通过经济指标的整体增长而得以自动解决。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无法自动惠及全体国民的，因此才需要国家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来推动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和共同解决。正是看到了"经济万能论"的固有弊端，中央才果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思想，力求实现"发展是第一要务"和"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之间的辩证统一。

　　第二，主张以限制政府公权力来解决发展难题的观点，我姑且称之为"市场万能论"。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其根源在于政府公权力的管制范围过大，一些失去党性原则和道德尺规的官员见利忘义，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资本势力相互勾结，侵占群众利益并引发了种种社会冲突。这种观点的确点明了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侧面，然而，通过西式"自由"和"民主"来限制政府公权力的想法，以及认定政府公权力退出后，市场主体和民间力量就足以保证中国发展永续向前并完美无缺的主张，却未免太过幼稚可笑。2008年，从泰国到希腊，从美国到中国台湾，西式民主制度节节败退、弊端百出，在缺乏国家现代制度的支撑条件下，民主没有能够阻止强势利益集团的持续做大，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内乱和政治经济失序。

　　2009年1月20日，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职，在演说中，他阐述了完全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危机，以及加强政府有效管治的必要性：

　　"市场创造财富、拓展自由的能力无可匹敌，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而且偏袒富人国家的繁荣无法持久。国家经济的成败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而且取决于繁荣的覆盖面，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所有有意愿的人都有机会走向富裕。我们这样做不是慈善，而是因为这是确保实现共同利益的途径。"

　　当世界上最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意识到了政府监管的重要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没有理由落入削足适履的窠臼。正是深刻理解了完全市场经济以及西式民主的固有弊端，中央才反复强调要坚决将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主张限制甚至收回由政府让渡给市场的"私权力"的观点，我姑且称之为"政府万能论"。这些学者确实看清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中，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外反动势力为了扩大在华利益的范围和规模，通过向政府公权力"寻租"来找寻机会、侵犯民利的事实。不过，这些学者提出的主张却不免太过理想化，存在着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他们没有看清楚，今日中国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成果实属来之不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贡献居功至伟，没有这项创举，孕育于中国民间的巨大活力不会被迅速激发出来；而倘若收回或者一味限制民间生产力的发展空间，无异于是因噎废食，最后结果也必将适得其反。说到底，应该受到限制的是社会强势集团和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单方面强调限制市场"私权力"的观点，最终只会有损于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广大社会中坚阶层的权利和利益。假保护群众利益之名而肆意扩大公权力的管制范围，最终只会给某些政府官员以更多的腐败机会，给社会强势集团以更多的"寻租"缺口；与此同时，广大民间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功能也会备受打击，其结果，弱势群体的利益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将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正是认清了中国社会既存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央才一再释放信息并且采取实际措施，一方面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并且通过扶持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同时在倡导企业家社会道德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落实；另一方面，力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深度，通过建设"透明中国"和"阳光政府"，促进民众和媒体对于政府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理念。

　　上述这些内容，详见本书的第四部分《憧憬理性的时代：谁为"鸟巢一代"筑就智慧之巢？》。在这一部分中，我以青年人的视角和观点，解读并论述了中央近年来有关"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信息公开"、"新闻发布"、"民主与法制"以及"和平发展"等核心理念的出台背景和实施成效；与此同时，针对现存于学术思想界有关中国发展的种种片面观点，我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反驳意见，以期进一步明确胡锦涛总书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

　　完成一本著作，的确是一件十分耗费心力的事情。此刻，我才能够深切体会到很多前辈学者曾经做过的生动比喻：一本著作从写作到出版，恰似"十月怀胎"的过程，交织着艰辛与快乐。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而酝酿它的时间，则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我上大学伊始。

　　在此，我想向2008--这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同样意义非凡的年份致敬并表达谢意。本书以梳理2008年新闻时事为名，实则是借用了2008年发生在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案例与素材以证实和支撑我的种种思考所得。在这一年中，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发生了很多大事，尽管其中不乏让人伤感的天灾人祸，但是，放诸历史发展的长河，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2008年时，我相信心头一定会闪现出更多的对于人类发展具有永恒和终极意义的有益思考。

　　著名华人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对于2008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灾难与困局，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做了以下总结，我引述于此：

　　"也许到了2009年，人们会觉得2008年还不是最坏的一年。近100年来，金钱价值观让地球资源和人类心灵都损耗得特别厉害，一年比一年坏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吊诡，许多人不愿承认它魔魅的特性，但恐怕我们很难躲得掉。资本主义起家时，他们头顶还有一个神，是对上天负责的，（政府）同时用各种法律制度来管市场，如今赚钱就是为了赚钱，全球化让钱可以满世界跑，法律根本管不住。钱太多的时候，没有信用，就会垮掉，频繁的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还都只是一个开始。"

　　许倬云先生的警示和预言令我心头不安，人类社会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困境，的确时刻提醒和催促着我们：在一个国际形势与世界思潮深刻变迁的世纪大变局中，人类社会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更具道德启示和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在这方面，依靠资本主义发家的西方国家今天已经尽显颓势，古老而年轻的中国正应抓住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在推进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民族复兴大业中，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反过来将这一价值体系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在增进中国人民福祉的同时，这种尝试和努力，又何尝不是中国对于国际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启发与贡献。

　　在今时今日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只要你我都愿意怀抱一颗开放、自信、包容的心，只要你我都对国家的公共事业和人民的集体价值铭记不忘，那么，没有年龄、职业、学历和经历的差别，你我都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必将载入史册的"鸟巢一代"。2009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共和国即将迎来60周年的甲子之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处处都是"鸟巢一代"的身影，处处都闪现着变革与发展的光芒。

　　姚遥

　　2009年农历除夕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