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蛮荒'的西方进入了北京的中心，这个有士兵、警察和互联网检查的政权看起来很强大，但至少在形式上，它只能听命于西方。这是因为西方多元，因为西方不听从统一号令，因为西方在世界公众舆论和气氛方面比那些笨拙的共产党人占有优势。"

　　--德国之声

　　西方国家有一门学科，名字就叫做"东方学"。东方学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研究区域看，包括了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印度学、朝鲜学等等众多分支，这种源自近代的学科划分方法，至今仍在很多欧美大学里继续沿用。

　　1978年，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美国学者萨义德出版了专著《东方主义》，提出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学"没有真实根据，是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于亚洲和中东文化的一种强烈的偏见：

　　"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

　　从古至今，西方学术界始终以这样一种"西方中心"的预设前提来看待西方以外的全部世界。这种"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的方向。遗憾的是，这种"西方中心论"对于西方民众及西方媒体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此，我将引出西方媒体和受西方影响颇深的其他境外媒体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第二类原因：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作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按照"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科学只有在西方才达到至善的发展，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等，这些普遍性的价值，只有在西方才得以充分发展。相反，非西方社会一般表现为专制、愚昧、落后、非理性等等。

　　如此片面的认识却在西方世界中影响深远，即使是一个从未去过中国、和中国毫无利益瓜葛、对中国概况一无所知的人，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维传统的牵制和误导。历史上， 西方就曾对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充满误解、恐惧和敌意，19世纪末在西方日益流行的"黄祸论"就是最好的证明。"黄祸论"的鼓吹者大都是欧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德、俄两国的皇帝，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等。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这副画显示出，欧洲列强以它们各自的护守天神为代表，被天上派下来的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侵犯，以捍卫十字架。" 在这种以种族和宗教为外衣的意识形态歧视下，美国在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大力排挤华人的《排华法案》，直至半个多世纪后才宣布这一歧视性法律是违宪的。

　　"二战"结束后，当全世界被划分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具化成为"冷战"当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当时已经跃升为西方世界老大的美国，以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标签，开始了抵制共产主义扩张和在全世界"保护自由"的"神圣使命"。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认同的政治价值与原则，"二战"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与共产主义信条作战的意识形态冲突。

　　当然，意识形态并非"冷战"的唯一原因，国家利益间的纠葛依然在很多时候决定着国际关系的走势。否则，我们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那震惊世界的握手，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国家联起手来遏制共同的敌人--苏联。不过，尽管如此，意识形态在"冷战"中乃至"冷战"后，对于普通民众和大众媒体的影响却依然不可小觑。首先，即使是源自国家利益的斗争，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克服民意障碍、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其次，长期来看，意识形态最终也会变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并且由于国家机器的政治宣传而深深印刻在普通民众心中。

　　一些国际媒体今天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实际上依然与上述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冷战"期间，西方宣传工具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丑化和污蔑，早已经在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西方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如果没有在西方国家的亲身体验，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渗透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对于"共产主义"的骨子里的恐惧、仇视和厌恶。很长时间以来，在美国填写入关登记卡时，专有一栏是询问访客是否曾经加入"共产党"或者"纳粹"等极端组织。将"共产党"与"纳粹"等同，在美国及西方普通百姓脑海中，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常识，无需做任何证明。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的"原罪"意识对于西方民众而言是深入骨髓的，以至于只要媒体在报道时给某个名词前面加上"共产主义"的修饰语，就已经盖棺定论地认定了这个名词的负面属性，不需要再纠缠道义和是非了。当然，"冷战"期间，某些苏联领导人本身的傲慢无礼和大国沙文主义，也让西方媒体找到了攻击共产主义的口实与案例，很多西方民众自此也将所有共产党领导人自然地与"魔鬼"和"恶棍"划上等号。

　　今天，"冷战"虽已结束，但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舆论冷战"却并未戛然而止。中国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根据自己国情而调整发展战略的改革开放之路，并且在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作为现存的唯一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发展中大国，依然被西方媒体和民众用传统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与批判。这一层以"反共"为诉求的红色眼镜，在西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中大有市场。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皮尤调查机构就曾发现，在以职业为划分标准的民意调查中，尤以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对于中国的整体印象最为负面，甚至超过以"反共"著称的国会议员群体。而对于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民众来说，他们有关中国的一切信息全部来自本国媒体；更为糟糕的是，久而久之，对于这些保守、无知的西方民众来说，丑化"红色"中国成为自然而然的真理，如果有媒体说中国的好话，他们反倒不信，这反过来更加刺激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负面新闻的热情和兴趣。

　　法国总统文化顾问弗雷什在剖析这种心态时说，"西方总是好为人师，四处赐教……从来都不大知道如何跟中国打交道。"长期以来，西方人就是以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观察和评论中国的，他们的基本思路是"西方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在他们的心理预期中，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东方国家，一个没有按照西方既定模式发展起来的日益强大的经济体，一个甚至今天可以承办奥运会这样重要的国际盛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怎么可能不对西方构成挑战和威胁呢？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媒体基于"冷战"思维的新闻报道依然大行其道。谁也未曾想到，奥运开幕式上的一些小细节，也竟然在意识形态的外衣包裹下，引发了部分国际媒体声讨中国的浪潮。

　　前文曾经评介过国际媒体对于北京奥运开幕式的一片赞扬之声。既然是一片赞扬，为什么突然又竭力声讨呢？这次负面新闻的冲击波，起源于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8月11日一次电视采访中的发言。

　　陈其钢在采访中透露，开幕式上演绎《歌唱祖国》那动人心弦的天籁童音，并非来自当晚舞台上的九岁女孩林妙可，而是由另一位幕后小姑娘--北大附小的七岁女孩杨沛宜代唱。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陈其钢解释说，"主要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容出任何错误。"

　　这段采访视频经由新浪网转载后，立即引发国际媒体的轩然大波。包括CNN、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都迅速报导了《歌唱祖国》的代唱事件。他们用极大的篇幅将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影响无限上纲，矛头直指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

　　美联社的报道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这种上纲上线："中国急于向世界呈现一个完美无缺的奥运会，因此把千千万万的民工赶出了北京，并压制任何的抗议活动，显然这种完美追求也包括了对孩子的要求。"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干脆挑明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偏见："本届奥运会与其说宣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充满活力的国家已经成年，不如说有可能加深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政府是由一批控制欲很强的人组成的。"

　　一向以亲美反共著称的香港《苹果日报》也不甘寂寞，煞有介事地冷嘲热讽："在'为了国家利益'的名义下，京奥还有多少造假事情未暴露在阳光下？"

　　很快，这些境外媒体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于他们在奥运开幕式中找出的种种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篇评论说："曾经被全世界盛赞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光鲜，可能掩盖着很多丑陋的东西。在上星期五的开幕式刚刚过去几天，奥运会开幕式作假的消息就像中国不断获得奖牌一样，频频传出。"

　　究竟还有哪些所谓的"作假"消息频频传出呢？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开幕式上，一群身穿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孩子，簇拥着一面巨大的国旗走进'鸟巢'体育场，但其实这群孩子全部都是汉族儿童，北京当局根本并没有让少数民族孩子参与。"

　　路透社等媒体也根据中国《京华时报》的采访报道说，开幕式开始时，电视屏幕上显示的29个以烟花绽放形式出现的大脚印，只有最后一个是现场拍摄的，其他28个都是电脑三维动画的杰作。 他们认为这是开幕式的又一个败笔。

　　以上两项指控，和"代唱风波"一起，成为某些国际媒体诟病北京奥运会"造假"的三大罪状。他们颇为神经质地将这些"罪状"与中国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联系起来，称奥运开幕式充满了"虚伪"，北京奥运是中国式的"伪善"，一时间劣评如潮："中国假货多，中国人善于造假，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这些造假行动，只能更加彰显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一负面形象。"

　　澳大利亚《澳洲世纪报》的评论阴损刻薄到了极点：

　　"这里有假歌手、假烟花、假少数民族孩子（全是汉人），还有假的新闻自由、假的网络通道许可、假的承诺和保证。在这里，很难搞清楚那些年轻的志愿者的热情欢迎和对洋人夸张到极点的卑躬屈膝，到底是人们对于奥运的真情流露，还是政府在国家利益下对人们行为小节进行强制命令的结果。"

　　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彰显出西方媒体刻意炒作的痕迹。因为仅仅在3天前，西方媒体对于奥运开幕式的报道还充满了吹捧之辞，类似"中国时刻"、"民族之光"的词汇不绝于耳，有媒体甚至大呼"中国时代"就要到来了。然而，对于很多在意识形态方面固守"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国际媒体来说，他们将中国捧得越高，就会在其后将中国摔得越狠。香港《东方日报》评论这些西方或亲西方媒体的"捧杀"伎俩时说：

　　"同样的媒体，如今抓住这样一个所谓'代唱问题'上纲上线、大惊小怪，使用恶毒、刻薄的语言攻击中国，这说明，当初他们的吹捧是何等的不甘，又是充满怎样的醋意。"

　　当然，不能说西方媒体之前对于奥运开幕式的称赞全然出于"捧杀"的预谋，说到底，这种患得患失的表现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固有偏见的真实反映。西方对中国有传统的道德优越感，认为中国再怎么强大，也无法在道德与精神上超越西方。然而，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展现出的美轮美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确不得不让他们折服。但是，这种折服充满了不甘与不满，一旦他们发现中国的问题、哪怕是一点点小问题，都会竭力上纲上线，以此彻底贬低中华文化，重新鼓舞起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我们不妨来一一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开幕式造假"事件，看看西方媒体的反应和解读是否过度主观和刻薄。

　　西方媒体指责，参与开幕式舞蹈和团体表演的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儿童，都是汉族人。且不说他们的证据来自何处，就"表演"本身来说，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儿童扮演的角色和象征的意义，没有人会过多联想表演者的真实身份。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看到过电视台播放的中国儿童表演非洲舞的节目，为了表现得更加真实，小朋友们甚至要把脸都涂黑，并穿上非洲部落的民俗服装。那么，按照西方媒体的逻辑，这些跳非洲舞的中国小朋友难道说都是骗子？每年新年联欢会，我的同学中总会有长袖善舞者表演不同民族的舞蹈，近些年，也有不少外国女孩拿起扇子、甩起水袖，学习中国的民间舞蹈，那么，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被禁止表演？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规定了表演者的身份必须和角色身分完全一致？难道少数民族舞蹈表演，就一定要由少数民族来完成？那以后演员这个职业是不是可以消失了，因为按照这种可笑的逻辑，表演只能是"自己演自己"，否则就是"造假"、就是不真实。

　　很明显，某些国际媒体关于这个问题的指控和纠缠，要不是"很傻很天真"，那就是心怀叵测、鸡蛋里头挑骨头。

　　再来看看有关"脚印"造假的问题。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说过，观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脚印"就是真的实拍脚印。前28个脚印由三维动画制作的消息，其实是由开幕式视频效果工作小组的高晓龙向中国媒体介绍的。国际媒体的信源全部来自《京华时报》的一则新闻，高晓龙的解释非常清楚，"考虑到转播公司航拍飞机的空中管制，以及拍摄时间和角度等问题，导演组最终决定用三维视频代替航拍实景，观众看到的55秒的视频，一共29个脚印，只有最后一步跨入鸟巢的脚印是实景拍摄。"我后来多次向奥运会相关组织者求证，事实上，中轴路上的29个火焰"大脚印"，的的确确都燃放了；但是，电视从业者应该都能够理解，技术上无法将这一连续、长途、壮观的场景在一个镜头中表现出来。为了让全球观众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真实气氛，奥组委委托动画公司进行了精细的制作，耗时一年才完成了我们最终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壮丽景观。

　　国际媒体咬住"电视屏幕上的28个脚印是动画制作"的问题不放，却没有一家媒体告诉读者事实的真相：29个火焰"大脚印"当时全部都是实时燃放的，没有半点虚假。如果电脑制作的火焰"大脚印"是不能容忍的，那么，开幕式上那些由演员表演的中华民族的漫长"画卷"，是不是也是公然"造假"呢？难道国际媒体果真不懂得什么叫做"艺术真实"吗？恐怕，这又是在无事生非吧！

　　最后，有关开幕式的"代唱"风波，很多学者和国际人士都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像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Gilbert FELLI在回应西方记者对此事件的质疑时所言：

　　"开幕式上有15000人参加表演，而且他们要在不同的节目时段中不断改变角色。实际上，每场演出都会有这样的安排，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但是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做非常好、非常精彩。"

　　美籍华裔学者梁志英表示，对于这项安排最有发言权的是当事人及她们的家人，而不是国际媒体。"两位女孩各自做出贡献，一个献唱、一个登台，如果两名孩子都为自己感到骄傲，如果他们不会因此受到太大影响，我认为这是没问题的。"

　　与此同时，一些健忘或者假装健忘的国际媒体对于以往奥运会上的类似事件却表现得讳莫如深。其实，奥运会历史上，大型演出为了保险起见，类似的所谓"造假"事件屡见不鲜。

　　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上，负责以射箭方式点燃圣火的残障运动员雷波洛，其实并未射中圣火盆，但大会及时补救，从圣火盆内部燃起火焰，才没有让整个点火仪式扫兴和失色。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期间，负责电视转播的NBC电视台在报道当时的焰火表演时，同样使用了录像带，他们的理由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气氛"。

　　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开幕式上，现场表演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的歌声是事先录好的，当年的严寒天气使得他无法现场献唱，为了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最佳的视听效果，他预先录制了歌声，并在现场对口型"假唱"。

　　国际媒体对于西方国家这些"造假"事件不是没有批评，但却从未上升到"国家体制"、"民族诚信"的高度，可见，他们对于中国的指责，实际上反映出了典型的"挑毛病"心态，表现出"为了批评中国而批评中国"的非理性态度。

　　据《环球时报》报道，一位德国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透露，他报给总部的选题常常被武断"枪毙"。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写一两篇"正面一些的中国报道"，总部还可以接受；但若连续"给中国说好话"，总部会直言不讳地骂他是"疯子"。现任《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也被告知，无论北京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以批评与怀疑的眼光看待。所以，总部的"偏好"促使一些驻华记者不辞劳苦地搜刮中国的负面新闻，鸡蛋里挑骨头和没事找事都是常见的事。

　　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形，在后来甚至愈演愈烈，"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华裔员工张丹红甚至因为其实非常客观的"亲华言论"而惨遭停职。"德国之声"对外的解释是，张丹红"没有维护电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

　　当然，我们看待问题也必须客观、全面，不是说中国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完全没有反思的空间。事实上，面对敏感、挑剔的西方媒体，我们的新闻发布工作应该更加积极、有效、稳妥。林妙可和杨佩宜的"代唱"事件，究竟是不是应该由陈其钢总监来对外说明？是不是应该在奥运开幕式已经结束3天后再说明？是不是应该在一次非正式的电视采访中说明？是不是应该用他口中的"国家利益"来解释原因？这些都值得商榷和探讨。

　　美籍华裔学者梁志英对于此事的评价和解释倒是更加客观、贴切，"中国官方的做法，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办好表演、让最好的媒体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样的话听起来要比陈其钢总监的"国家利益说"更加让人容易理解和接受。

　　不管怎么样，陈其钢的表述确实挑动了国际媒体敏感的神经。很自然地，他们非常开心能够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迫不及待地给他们贴上"威权"和"专制"的标签，渲染他们营造已久的中西意识形态的对立氛围。

　　事实果真如此吗？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开幕式中频繁隐喻的"和"字与中国政治标语的关系。他的表述简单而深刻，却能够减少国际媒体对于中国政治和领导人的偏见与误解：

　　"选这个字时，大家就讨论过，我坚持用这个字，那时也有人担心--你这是不是在打标语口号？我说不是，尤其在全世界动荡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讲和？当今世界，一个是人跟人的关系，一个是人跟自然的关系，都要讲'和'。把'和'看作政治标签，太短视。这个不是规定动作，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领导审查时还跟我们说，这个字不太好认。你不要以为领导一看这个字就说好，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字可有可无。"

　　同样值得中国人反思的，还有我们在面对国际媒体负面指控时的态度。其实，西方媒体的大肆批评并不会重挫中国形象，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在意这种出于意识形态的非理性声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反应越是强烈，越是落入了西方媒体预设的圈套之中。

　　以上两节内容，分析了国际媒体批评和指责中国的两大原因，一曰现实利益，二曰意识形态。那么，在现实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纷争短期内无法消除的情况下，面对如此难以相处、如此吹毛求疵的国际媒体，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放弃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即使我们将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全部抽离，国际记者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依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性当中有一些固有的盲点和误区，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误解永远不可避免，在下一节当中，我将做具体的分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