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对奥运会感到自豪，但是我总觉得应该是有人反对，有人支持，而不是大家说的都一样。可是采访的时候，每个人跟我说的都一样，都非常自豪。在日本就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东京在申办奥运会，有人支持，但也有好多人反对。但是好像在中国，大家的意见几乎都一样，几乎都非常支持。"

　　--日本共同社记者 清水敬善

　　《红楼梦》不愧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情节，揭示出一种既不为人知、却又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误区。

　　贾宝玉头一次与林黛玉见面时，问了林妹妹这样一个问题："可也有玉没有？"林妹妹的回答颇耐人寻味，她说："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这番话，竟然发起火来，摘下身上所佩之玉，狠命摔去。他摔玉的理由更让人觉得充满意趣："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好端端的一次见面，结果却是不欢而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宝玉犯了一个人际沟通中常见的错误：本位思考的思维误区。

　　大千世界，人潮如海。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与背景，世界上无法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生命个体。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在认知自己以外的世界万物时，却十分喜欢首先套用自己熟悉的经验与知识，常常认为"我自己是这样的，那么别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我自己不是这样的，那么别人也应该不是这样的。"

　　"宝黛"之间的这头一次别扭，在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并不鲜见。贾宝玉终究是个怪胎，他在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异后，干脆把自己的特殊性消灭，甘愿和别人一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在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后，却依旧会比较珍视自己的特殊，而对别人的不同产生排斥甚至是敌意。

　　言归正传，回到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上来。前两节我介绍了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视角，前者关切的，是现实生活中由于交流双方利益关系此消彼长而引发的彼此矛盾与冲突；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交流双方在历史传统中逐渐形成的影响深远的意识成见与价值分歧。

　　那么，倘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或者我们先简化为两个人--就像初次见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双方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既没有利益瓜葛，也没有意识成见；然而，由于双方之间固有的各种差异，以及缺乏足够的沟通和了解，他们的相处依旧很难一帆风顺。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另一个国家民众的认知与评价，这种交流和互动方式依然摆脱不了人性当中的某些规律。今时今日，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其中有不少正是源自人性当中本位思考的思维误区。

　　本位思考就是时时、事事、处处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价值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别人的思维惯性。在这种思维误区的影响下，每个人总是倾向于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审视和评价周围的一切。

　　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英国有一位地图绘制员名叫赫里蒂奇，他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北方的欧洲、北美永远占据地图的上半部分，而非洲、南美和大洋洲则只能屈居下部？答案是，对于西方世界的欧洲和美国人来说，这种南北划分的正统使他们看起来是世界的领导者。"这种说法所反映出的意识倾向，与上一节讨论的"西方中心论"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实际上，"西方中心论"正是古代的西方人受制于本位思考而创造出来的"奇谈高论"，这种最初产生于人性思维误区的"奇谈高论"，经年累月、日益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意识形态。

　　我们经常把具有历史传统的意识形态作为分析国与国之间差异的有效工具。其实，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差异也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历史环境的因素，统一的国家内部没有形成不同意识形态的气氛和土壤，我们无法给这些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冠以一个比较明确的学术名称。然而，当人们在与来自不同区域的本国同胞交往时，倘若忽视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就非常容易陷入本位思考的思维误区，从而引发出种种的问题与矛盾。

　　本位思考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沟通和相处的一大障碍。本位思考能够给人际和国际沟通设置障碍，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交往双方的确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二是交往双方缺乏足够的相互了解和有效沟通。正因如此，国际媒体在跨文化报道其他国家时，必须要适时地进行换位思考，尊重其他国家的本位，避免以自我为中心，才能够真正做到较为客观、中立、理性地报道与评论，不至于增加不同国家人民间相互理解的鸿沟。

　　北京奥运期间，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公布了"世界主流媒体奥运关注度调查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全球主流报纸头版的奥运报道中，阿拉伯报纸对于中国的关注度最高，高达60%；而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关注度最低，仅为15%。与此相对应，在各地区报纸头版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阿拉伯国家正面报道的比例最高，高达68%；而非洲国家负面报道的比例最高，为56%。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在总结这项研究报告时认为，世界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是多样化和多声音的，并不完全被西方少数媒体所主导。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目前全球人口总数共计65亿左右，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人口总数大概只占不到1/6。因此，我们分析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能仅仅关注西方媒体中的涉华报道，而应该同时考虑到广大亚非拉美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此时，本位思考的分析视角往往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不妨以研究报告中有关非洲媒体的调研结果为例。在解释非洲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增加趋势时，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作用比较有限。因为长久以来，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使得非洲国家和中国基本上有着相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与非洲也在各自经历着各有特色的改革与变迁，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在这种改革和变迁中不断明朗。再加上个别西方媒体的有意挑拨，非洲社会舆论对于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也在所难免。但是，比之中国与西方，这种偏见和误解应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那么为什么非洲国家对于中国负面报道的比例，甚至比西方国家还高呢？

　　现实利益是另一个分析指标，近几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2006年中国已经跃升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非贸易对非洲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0%。很明显，中非之间的经济互动增加了非洲的利益收入，可是，为什么非洲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会如此之低，而负面报道的比例却又如此之高呢？显然，利益分析的视角也无法做出全面的解释。

　　带着这些疑问，我委托奥组委新闻中心的青年记者陈娟，对正在奥运主新闻中心报道北京奥运的非洲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我们将采访对象锁定在了非洲国际广播电台（Africa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滞后，文盲和半文盲众多，交通又极不便利，因而广播的传播效果远比报刊要好，传统上各国政府都很重视兴办广播。目前非洲各独立国家都设有广播机构，绝大部分还兴办了电视台，但是由于经济、技术和制作水平的制约，电视的普及程度还远不如广播。

　　非洲国际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Abel Abdallah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位从业31年、却是第一次来中国采访的老记者，似乎为我们的疑问找到了解答。按照Abel的说法，非洲有不少媒体喜欢批评中国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大部分新闻从业者来说，他们并未来过中国，由于信息的封闭和经济的拮据，很多人对于今日中国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媒体记者尚且如此，广大民众的信息获取渠道更是少得可怜。非洲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8，可是，全非洲收音机数量却仅占世界总量的6.5%，而电视机数量更是仅占世界总量的2.7%。

　　信息的极度闭塞，让非洲媒体无法了解真实中国的原貌，很多时候只能根据西方媒体或是少数对中国一知半解的非洲专家的只言片语来编撰报道。显然，这些碎片式的新闻报道无法为非洲民众提供一个客观而准确的中国形象。Abel说，这一次他亲身体验了中国，发现很多非洲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都不是事实、或者都不客观。比如，很多非洲媒体根据十分片面的经验，常说中国人是非常冷漠的民族。这一次到北京，Abel却深切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与热情，他对比自己在欧洲和中国的购物经验，认为中国人比欧洲人要礼貌、善意和热情得多。在Abel看来，欧洲的售货员对于黑人不无歧视，从不向他主动介绍柜台的商品，这让他有种不被尊重的感觉；可是在中国，商店里的售货员却总是那么热情，"他们会走上前来主动跟你说话，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国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