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编制计划应当遵循什么原则的问题。

　　任何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客观上都存在一定比例关系。比例协调，经济发展就平衡；不协调，经济发展就不平衡。然而，过去苏联的理论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有平衡，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不平衡。对此，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17]他还说：正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18]“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19]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他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20]“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21]另外，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究竟还存在不存在，起不起作用，无论苏联还是我国，一开始也都不很清楚。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已不存在；有的认为虽然存在，但对生产已不发生作用。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赞成斯大林关于只要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的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22]“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3]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4]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斯大林对商品生产活动范围和存在条件的解释不够全面和完整。他指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25]他还针对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是商品生产主要前提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26]

　　5、用什么方法来贯彻计划的问题。

　　计划经济是一种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经济的经济体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国家行政机构，因此，在管理上较多地采用指令性计划的手段和行政手段。那时，对于因为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而忽视和违背国家统一计划的现象，解决的办法往往是思想与行政措施双管齐下：一方面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强调执行国家计划的必要性和严肃性，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纪律、行政纪律，对不听招呼、我行我素的给予严厉批评，直至纪律处分。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27]他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还指出过：“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28]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所得到的上述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但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9]只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探索得来的那些成果，不仅在我们巩固新生政权、改变落后面貌、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也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自1981年开始至1992年的“六五”、“七五”时期和“八五”时期的头两年，我们虽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说仍然属于计划经济；自1993年开始的“八五”时期的第三年以来，我们虽然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但计划经济的某些长处、优势仍然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唯独我们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最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通过与中国相类似的方式来发展国民经济，更多地实行政府干预政策。报告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并没有取得主张进行这种改革的人所保证能得到的那种结果。”报告还说：如果用西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来看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就会得出中国的情况是不可能的结论。[30]由此可见，国际上也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为取向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成功，秘诀就在于始终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

　　既然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在过去20多年的宏观经济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那么，就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当年探索计划经济的理论成果与这种作用之间的关系。那些成果中，有的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在今天已不那么适用了，但蕴含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的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年并未能够实行或实行得不太好，但对今天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却留下了宝贵的启示。还有一些成果，即使拿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其原则仍然是完全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