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过：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31]“资本主义也有计划”。[32]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制定计划的经验，对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是会有借鉴作用的。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二战之后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后通过计划调节手段对经济实施宏观控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计划学习借鉴的结果。更何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脱胎于计划经济，其赖以存在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人口多、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和总体上的社会发展阶段，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运行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经验，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不仅更有借鉴的必要，而且更有借鉴的可能。

　　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会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33]他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34]他把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35]他还概括了三条计划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即第一，利用计划手段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第二，在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第三，“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36]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从一开始就不排斥计划调节，而且在计划调节的目的、范围、实现形式上，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我们固然需要借鉴西方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但更应当认真总结自己搞经济计划的经验，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今天，我们早已摆脱了产能不足、商品短缺的局面，即使资金和某些资源不足，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加以调剂解决。但是，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出现了。例如，耕地不断减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淡水供应越来越紧张，石油和某些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逐渐加大等等，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制约因素；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分配差距过分悬殊，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潜在的金融风险加大，等等，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另外，有些旧矛盾在形式上变了，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投资扩张冲动强烈，投资增长过快，积累率过高，重复建设的问题突出，核心技术专利和世界知名品牌较少，反映经济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些干部还存在急于求成的政绩观和盲目追求速度、忽视综合平衡、不注意可持续增长、单纯依赖技术引进的发展观；一些地方还有令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问题上，仍然要坚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在进行宏观调控上，仍然要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之外，辅之以必要的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在制定规划、计划上，仍然要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注意综合平衡，反对盲目攀比速度，使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协调，经济平稳发展；在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上，仍然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在对待资源短缺的问题上，仍然要提倡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对待科技创新的问题上，仍然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对待有禁不止、自行其是的行为上，仍然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中央的政令畅通。例如，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各级政府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的做法予以明令废止；对各地投资一亿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要求登记清理，并对少数违规开工的项目进行了严肃查处；对一些希缺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土地占用、能源消耗等，下达指令性的控制指标，并对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等行为集中开展查处专项行动；对一些过热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业，采取上收贷款审批权、土地审批权和规定小户型在总建筑面积中的比例等行政措施。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当年为探索计划经济规律而取得的理论成果，有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的宏观调控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没有因为不再实行计划经济而失去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只要注意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充分发挥市场在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面的作用，同时又认真总结包括毛泽东的探索成果在内的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在抑制和弥补市场缺陷和不足方面的作用，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一定能保证我国经济以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向前发展，就一定能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能最终完成毛泽东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毛泽东是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对他的评价绝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而是关系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纪念党的八大50周年和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日子，我们要记取前苏联由于妖魔化斯大林进而否定苏共、苏联历史，终于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解体的教训，更加深刻领会、严格遵守党中央关于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决议、指示精神。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37]江泽民同志说过：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38]胡锦涛总书记又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39]他们的话，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心声。作为国史工作者，我们要与党的文献工作者、党史工作者加强合作，深入研究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成果和意义，发挥好国史资政、育人、护国的作用，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文曾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