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程中，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试验，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一九七五年整顿有其独具的、特殊的辉煌。本文拟对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发展过程、显著成效、成败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一九七五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告诉外国朋友，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办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他认为用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2]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直到１９６８年９月,才勉强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进入“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有所醒悟，开始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３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了１９７２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3]，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4]，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毛泽东的醒悟与矛盾

　　面对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起的剧烈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严重下降的危险局面，毛泽东继林彪事件后又一次猛然醒悟。他顺应历史的潮流，做出了同整个民族、整个阶级，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一致的决策。

　　其一，决心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８月，毛泽东在武汉对今后全党全军工作的总方针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八月指示”，表明了迅速结束“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它的直接结果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日程。

　　其二，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周恩来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两步设想”的壮美蓝图，成为动员全国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

　　其三，批评“四人帮”，重用邓小平。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中国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5]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毛泽东对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做出了安排。毛泽东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重要职务，执掌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这是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组织保证。

　　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的醒悟并不彻底，他还存在着相当深刻的矛盾。首先，他虽然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希望迅速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容许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局部的错误，同意甚至亲自下令在某些方面进行整顿，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容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他对“四人帮”虽然有很严肃的批评,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还是采取“一批二保”的态度。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深刻矛盾，增加了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小平出手的整顿措施，能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是容忍，关系到整顿的成败。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态势，直接关系到整顿的进展。诚然，在１９７５年，风云际会，邓小平站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整顿，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和作用，但应该看到，不论是整顿的胜利发展、巨大成功，还是它遭受挫折以至骤然中断，都是各种力量矛盾斗争、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毛泽东是当时中国政治天平上最有分量的一个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