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

　　毛泽东从１９７４年８月至１９７５年１月，先后做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９日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6]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说，“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范。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九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以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7]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一九七五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针对“四人帮”在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的极左观点和阴谋活动,邓小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邓小平把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邓小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一九七五年整顿中，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还敏锐地觉察“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５月下旬至６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迫使江青、王洪文作出书面检查。而邓小平，则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

　　为落实安定团结的指示，邓小平得心应手地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法律措施这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方面，强调把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同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宣传动员要很深入，要做到家喻户晓；另一方面，有明确的政策，确定的期限，强硬的措施。邓小平从当时实际出发，为治乱安邦，横下一条心，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主要采取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活动等重点措施进行整顿，只八九个月，就使一个动乱的中国逐渐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四、一九七五年整顿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进行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毛泽东早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与此同时，着手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９号文件，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整顿阶段，也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在此期间，围绕“四人帮”提出的“反经验主义”问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王洪文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７月２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７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接连对“周扬一案”（７月２日）和电影《创业》（７月２５日）作出批示，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７月１４日），还批准邓小平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７月初）[8]。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从７月起，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整顿铺开和深入的基础上，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１９７５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具体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十年作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长远规划。邓小平又从浙江、河南等地严重存在的“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署在１９７５年冬至１９７６年春进行“全面整顿”。他在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毛泽东赞成；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向全党全国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并进而明确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九个方面。这时，指导经济领域整顿的《工业二十条》和指导教科文领域整顿的《汇报提纲》已经基本完成，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社论，正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一九七五年整顿准备进入“全面整顿”阶段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进行了准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