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必须回应唯心史观的挑战

　　当前，唯物史观在理论界、学术界，尤其是在史学界的地位，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是一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相继产生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而这些理论成果，也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与此同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受到党中央空前的重视。由党中央直接组织的包括编写《史学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在加紧实施。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更是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另外，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史学界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营造了良好氛围。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如同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里的斗争一样，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甚至可以说遇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公开反对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例如，有的提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都“是错误的”，唯物史观有“根本缺陷”，已经“过时”，“不能指导新兴史学门类的研究”，因此要“超越”唯物史观，要用所谓“唯人史观”、“选择史观”等等代替唯物史观；有的虽然没有从总体上否定唯物史观，但却否定支撑唯物史观的一个个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且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形态分析等理论和方法。

　　第二，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例如，不加分析批判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方法论视为圭臬，将其代表人物奉为先哲，甚至专门挑选反共的历史哲学家、史学家的著作拿来翻译出版；主张对历史进行“碎化”，只研究小问题，反对所谓“宏大叙事”；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宣扬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将要推动中国史学界发生“深刻革命”，历史研究不能带“框框”，要做到“价值判断中立”，要“去国家化”，要把中国史学的“希望寄托于后现代主义”。

　　第三，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例如，吹捧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所谓“独立人格”，贬损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成果，诽谤陈垣、顾颉刚等老一代史学家在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是“沦为集权主义国家主义的祭品”，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讽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工作是什么“帝国史学”、“皇家史学”、“国家主义史学”、“官方史学”、“马屁史学”、“垃圾史学”，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育“训练出来的不是人，而是狼”。

　　第四，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例如，提出在历史编纂和教育中“淡化革命”、“告别革命”，用所谓“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解构”和重写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抗战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封建地主经济，质疑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妄称“五四运动”并没有反帝反封建；诬蔑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反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误会”，并且妖魔化历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逐一歪曲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事件，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描绘为“血腥的历史”，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与此同时，百般美化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说它们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中国如果当美国的‘孙子’早就现代化了”，“慈禧并没有反对维新变法”，“曾国藩具有不顾个人屈辱的爱国情怀”，“李鸿章主和是明智之举”，袁世凯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有甚者，混淆“爱国”与“卖国”的客观标准，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卖国贼大作翻案文章，把他们打扮成“民族融合和对外开放的先锋”。

　　凡此种种，都表明唯心史观在我国史学界不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市场，而且在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下还表现得肆无忌惮，十分嚣张，大有将唯物史观一口吃掉的架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根据这个道理，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极少数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敌视态度的现象进行过剖析。他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留恋旧社会的思想，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对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来说，要它们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还是太短了些。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只是把极少数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当年那个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把当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生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作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们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 他们还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利用各种渠道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在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领域的渗透活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当前在我国之所以滋生蔓延，既与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兜售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渗透有关。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挑战，正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具体表现，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否定和攻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言论，更是直接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事实反复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衰亡。古人早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这一真理，已为前苏联由“乱史”、“亡史”最终走向亡党亡国的悲剧所再次验证。因此，唯心史观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势必是一种不和谐之音，是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的破坏。我们要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就不能不同这股思潮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

　　邓小平曾经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 江泽民同志也说过：“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今天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迎接唯心史观的挑战。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