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八十年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和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转折。这两次伟大转折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内容，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胜利发展的关键，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发生、发展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充分认识其作用和影响，认真总结其宝贵经验，对后继者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很有教益的。

　　一、两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发生在长征途中，以１９３５年１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并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九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到二十世纪末，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着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迈进。

　　可见，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光辉历程中经历的两次伟大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开辟了两条通向胜利的新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转折发生的历史条件

　　历史的转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又是历史主人公主观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伟大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首先，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历史转折发生在党中央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革命走到了重大历史关头，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战略方针，才能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达到长征胜利的目标。第二次历史转折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又面临重大历史关头，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境中奋起，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第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具备了实现转折的条件。主要是：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是非功过已经分明；原来的领导人无力回答历史关头提出的问题，已经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而一度受到错误打击或排挤的正确力量的代表已经涌现出来，并且对重大关头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们已经左右形势，控制局面，也就是说，党内新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经形成。

　　长征出发时，第三次左倾领导集团已经分化。在“毛洛合作”、“博洛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形成“中央队三人团”，成为反对博古、李德的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主要力量。湘江战役失利实际上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完全破产。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即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苏区经济，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以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联合十九路军、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以粉碎第五次“围剿”，以及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作坚决斗争等一系列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则是错误的。这样，毛、张、王三人在争论中占据了主动，而博古、李德则陷入了被动。毛泽东、张闻天抓住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把争论集中在最为迫切的红军战略方向上。通道会议（１２月１２日）否定了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意见。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１２月１８日），再次否定去湘西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这时，张闻天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谈话（１２月２０日），提出由毛泽东指挥军事，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并且已经在最重要的决定军事战略方向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发生有着相类似的状况。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已经发展到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关头。历史已经证明，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华国锋主持下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不得人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又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大见成效的邓小平，则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寄托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转机。然而，领导粉碎“四人帮”而处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写给他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但是，他未能认识和摒弃自己的错误，满足群众的、也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让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首先是“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首先是“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与之针锋相对，倡导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这样，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出了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实际上成为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分水岭。哲学层面的争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邓小平、陈云等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1]，大刀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济领域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已经提出，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结果。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提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之错误，支持和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正确，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人民中间，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的工作和斗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取得了在重大关头主宰历史发展的自由。１９７８年９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前进的方向：应该及时结束清查工作，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是陈云不顾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提出中央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作出决定，解决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等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以达到安定团结，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可见，在重大历史关头，指出前进方向、作出重大决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早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过去的功勋，在党内的资望，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的业绩，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把握了转折关头党中央工作的舵轮；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资格。